“黄漱兰侍郎丈以通政归田，尝于城东江滨建飞云阁，祀同邑诗人；屡与榕村纵饮其间，酒余兴发，高哦声惊四座。”这是孙诒让为其父衣言弟子胡调元《补学斋诗钞》作的序中的句子。清末的瑞安，才人群起。名士黄体芳、孙诒让、胡调元等在名楼话桑楼饮酒吟咏，何其风雅！不过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
籀公诗序有个“坑”
万锡春先生《“槐龙交翠庐”和胡调元》云：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胡调元、黄体芳及乡宦时任霍邱知县的王岳崧三人联名发起集资，并四处选址，经过一年多筹备，最终在小东门外莲湖旁购置农田数亩。光绪二十四年（1898）破土动工，次年初夏，一座可供士人玩赏观景、纵情觞咏、奉祀瑞邑历代诗人栗主、彰显先贤的文化之楼结顶竣工。以孟浩然“把酒话桑麻”句，为其楼署名“话桑楼”。
遥想当年，在竣工之时，胡调元、黄体芳、王岳崧三人站在话桑楼凭栏远眺。远处的山、水特别安详、澄明，就连话桑楼所在的莲湖也显得格外幽静、清雅，全城风物尽收眼底，想必那时喜悦之情不知不觉爬上了他们的眉梢。
……
话桑楼，亦即后来的飞云阁，由黄体芳、王岳崧、胡调元三人发起倡议，瑞安士人集资建成，内设诗人祠，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集聚觞咏场所，并因位置优越，成为瑞安一大景观。有关资料对话桑楼的记载颇多，而分散在不少史籍之中。由于事迁迹陈，物是人非，乃至人非物亦非，史实被淹，而想像的成份不可避免出来了。
“遥想当年，在竣工之时，胡调元、黄体芳、王岳崧三人站在话桑楼凭栏远眺”就是其中之一。当然万先生的“遥想”是有“依据”的，也是不少后人认为的。
俞鹤秋先生曾撰《飞云阁史话》，比较全面汇集飞云阁有关情况,其中云：“从其落成以来，诗人词客，学者文士，簪缨杖履，不绝于楼”，并引用孙诒让《补学斋诗钞序》中句子：“黄漱兰侍郎丈以通政归田，尝于城东江滨建飞云阁，祀同邑诗人；屡与榕村纵饮其间，酒余兴发，（高哦）声惊四座。”
孙诒让（1848-1908），字仲容，号籀庼，清末经学家、校勘训诂学家、古文字学家，与胡调元交好。作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元月的《补学斋诗钞序》，确有以上句子。《补学斋诗钞》二、三、四卷本三个印本及孙诒让《籀庼遗文》均如是载。而其下一句为“诒让亦时参末席，愧未能学步也”，也就是说，孙诒让是亲历者，而这一说法得到胡调元认可。
民国二十九年（1940），张宋庼先生发起募捐重修飞云阁，之后张先生撰《飞云阁小记》，池源瀚和宋慈抱作《重修飞云阁记》。池《记》云：“方阁之落成时，黄公父子暨孙渠田侍郎，孙仲容、项申甫两主政，王小牧、胡蓉村二大令，皆相与登眺流连，飞觞歌咏，极一时簪缨杖履之盛，闾里羡之。”宋《记》云：“阁初名话桑楼，有神龛一，供奉历代诗人栗主。先生（指黄体芳）恒与王小牧、胡蓉村两大令，项申甫太守纵饮联吟其间。未几，先生归道山，小牧亦丁内艰。或语以《五代史》称‘桑’‘丧’同音，乃易名‘飞云阁’，至今仍焉。”两《记》均言及黄体芳与胡调元一起纵饮吟咏其间，或均因孙诒让之说而来。而《飞云阁小记》则直接引用了孙《序》中句子。
如果说“黄漱兰……屡与榕村纵饮其间”是个坑，那么，张、池、宋诸先生及不少后来者都一个个踩坑了。
三贤倡建话桑楼
近来笔者点校《胡调元集》，并撰《胡调元年谱》，因此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其中有些记载模糊，且与史实不符。
话桑楼首倡人黄体芳（1832-1899），字漱兰，同治二年（1863）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后因言被贬为通政司通政使。光绪十七年（1891），以病乞休。晚年历掌安庆敬敷书院、开封信陵书院及金陵文正书院讲席。
作为诗人，又有“酒龙”之称的黄体芳，回到瑞安之后，与在瑞的士人日夕觞咏，这里可以想像的。他因此于1896年谋划觅一地建一楼作觞咏之所。
孙孟晋先生《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将此事系于这年春。“漱兰先生归后，日与乡人士流连诗酒，以袚清愁，因醵金建造话桑楼于邑之小东门外莲湖左，为觞咏之地，楼下中设神龛栗主，供奉邑之历代诗人……”其后是“三月，鲜庵先生为人题《董香光真迹书册跋》……”八月，黄体芳去了安徽安庆主讲敬敷书院。至于这年冬他有否归里，却无记载。
俞鹤秋先生撰《黄体芳先生年谱》的记载，注明是据张宋庼先生的《飞云阁小记》而来的，编排在“三月，子绍箕应张之洞之招赴鄂。八月离鄂，九月抵京，派充会典馆提调”之后。而他的《黄绍箕先生年谱》也是将倡建话桑楼编排在这年之末。
胡调元（1859-1927），字榕村（一作蓉村），曾与黄体芳子绍箕同学于孙衣言诒善祠塾，并师事黄体芳。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三十一年（1905）出任江苏金坛知县，三十三年（1907）调补宝山知县，有政声。工诗文，尤擅撰联，有《补学斋文钞》《补学斋诗钞》《补学斋梓馀吟草》《补学斋联语》等。
胡调元中进士后，次年被分派到江苏苏州“需次”。据其《七期祭先严文》载：“若不孝待次苏垣，其去也五年，越二年而一归……”也就是说，胡调元1895年去了苏州候任知县，过了两年才回家一次。那么这一次是什么时间？
《瑞安孙家往来信札集》收录孙诒让一八九七年四月三日致胡调元信札，中有“客冬别后，倏又数月，维荣问愉畅，定协颂忱”，间接说到胡调元在上年冬回了一趟家乡省亲。这与俞鹤秋先生在《黄体芳先生年谱》中的按语“缘起于光绪二十二年冬”和《黄绍箕先生年谱》中的按语“缘起于是年（丙申）冬”是对得上的。
王岳崧（1847-1924），原名黼廊，字叔高，号啸牧（小牧、小木），少从孙锵鸣学，黄体芳亦为其业师之一。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历任安徽潜山、望江、蒙城、霍邱知县。光绪二十六年（1900）回瑞后被推为温州首位商会总理。工书、诗文，存有《退思斋遗稿》等诗、文各二卷，词一卷。丙申冬，他应该也回乡探亲来了。
回到瑞安的他们，少不了在一起“觞咏”，黄体芳由此提出建话桑楼的设想。本就诗酒意气相投，黄体芳又是师长，于是王、胡两人欣然同意，联合发起倡议。
响应倡议的人有谁呢？据林若川（向黎）《寄鹤巢日记》载：“飞云阁之建，捐款者有中弢、申甫、仲容、叔林各百元，震轩、妙秋、莲溪、小博、调甫各三十元，仲龙、春畦各廿元，蓉村十元，余皆王小木丈自垫。历年修费约七八十元。”胡调元家境并不充裕，在苏州候缺收入又少，因此在所有集资者中出钱最少。
楼成黄胡不曾见
话桑楼于1899年初夏落成，然而楼落成没多久，首倡人黄体芳因病于夏历五月初九（6月16日）辞世。此时，王岳崧因母丧在家丁忧，不过胡调元还在千里之外的苏州。
据胡调元《七期祭先严文》云：“先是五月间，吾母得痰厥疾，举家惶骇，以电驰至苏，不孝闻而怆甚，乃乞诸大吏以假归。六月十九日抵家……”也就是说，胡调元在黄体芳去世一个多月后，才因母疾乞假回到家乡，并赶上集祭黄体芳的日子。胡调元为黄体芳作挽诗两首，其最后两句为“犹有乡园旧弟子，二千里路吊丧归”，并小注：“开吊日，余适假旋，得与奠。”也就是说，胡调元是刚好请假回家，得以参与祭奠。
因母疾好转，在家待了二旬，胡调元即离瑞返苏。不料八月既望，他收到家书，获悉父胡玢已于七月廿九去世。这就是《七期祭先严文》中说的“……又三年而再归，归未及一月而即行，行未及一月，而吾父遽殁”。
从上次回家省亲和黄体芳、王岳崧一起倡建话桑楼，到话桑楼建成、黄体芳病逝，胡调元不曾回过瑞安，由此可知孙诒让《补学斋诗钞序》中所说的“黄漱兰侍郎丈……屡与榕村纵饮其间”这个场景不会出现。他们的确“于城东江滨建飞云阁祀同邑诗人”；相信也曾“纵饮”“酒余兴发，高哦声惊四座”，但一定不会发生在话桑楼之上，因为那时楼还未建。在话桑楼里，胡调元或许也确曾“纵饮”“酒余兴发，高哦声惊四座”，但一定是在黄体芳去世之后，跟王岳崧、黄绍箕或其他人，其中包括孙诒让“亦时参末席”。而孙诒让的“黄漱兰侍郎丈……屡与榕村纵饮其间”，并将不少后人“带坑里去”，笔者只能说这是文学和历史的不同之处，后者讲事实，而前者是可以因故事情节而权变。
而张宋庼先生《飞云阁小记》中云：“是年四月，小牧先生最先丁忧返籍；五月侍郎捐馆，仲弢学士奔丧；六月，蓉村亦以丁忧归里”和俞鹤秋先生《飞云阁史话》中所说的“在定名叫‘话桑楼’后的三个月内，黄、王、胡这三位主要发起人，不是家遭丧事之厄运，就是其本人死亡……六月胡调元丧父”及黄体芳、黄绍箕年谱按语中云“胡调元六月奔丧”，也与事实略有出入——胡调元六月“假旋”是因母疾，其父丧于七月；接家书后即报了丁忧、交接好手头工作，奔丧已是八月底。
通政无联成憾事
话桑楼建成后，当时的瑞安名流纷纷为其作联。如孙锵鸣（号蕖田），虽已逾八十，年迈而又目几盲，作联云：“清新开府，俊逸参军，香火共一堂，每当月夕花晨，结习未忘，定有吟声空际落；白水城东，青山北郭，渔樵分半席，遥想天溶海色，衰年多病，恨无眼福望中收。”胡调元为话桑楼及诗人祠撰联三对，其一为：“谁是谪仙才，百年香火有缘，身后漫争颜座位；余亦能高咏，一样苍茫吊古，眼中不见谢将军。”另一发起人王岳崧撰联两对，其一为：“大好光景，小筑幽栖，怀旧寄深思，独慨白傅龛成、黄公垆邈；旷代名流，同堂晤对，论诗犹馀事，也可追踪七子、嗣响四灵。”此外，黄绍箕、黄绍第、项芳兰、宋恕等人各有撰联，总共不下20对，独独首倡人黄体芳因病逝，无其楹联，亦是一大憾事。
另据《黄绍箕先生年谱》载，当时身在北京、刚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黄绍箕“接家书，闻父不豫，急告假星夜南归，竟不及见”，哭作挽联“出则思乡里，归则念朝廷，得意生平曾几日；病不侍汤药，殁不亲含殓，衔哀从此到终天”，又为文告祭，誓终身不负所学，取《诗经》“鲜民之生”句义，更字曰鲜庵；同时，从孙锵鸣联语中“遥想天溶海色，衰年多病，恨无眼福望中收”亦可推知，他只是做了联，除了“恨”，就是“遥想”，未必有“登斯楼也”，池源瀚《重修飞云阁记》中的“方阁之落成时，黄公父子暨孙渠田侍郎……相与登眺流连”，也是想当然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