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上克服重重困难

    “城底人”扎根山乡

    机床厂在组建期和生产初期，生活配套设施建设严重滞后，来自温州与瑞安城关的这些“城底人”，在生活上面临着巨大挑战。

    刚开始，生活用水是直接从沙门溪中舀取的。工人们用它洗衣服洗脸洗澡都还好，但喝水成问题，原因是溪水烧开后，颜色黄黄的，泥土味很浓，一些人嫌弃“跟喝药一样”。

    工人住的地方是租花园大队农民的房子，室内潮湿，霉味重，房外卫生条件也不好。

    最困难的是交通方面的不便。蒋忠玲告诉笔者:“当年，我们回温州有两种办法，一种是约上几个家在温州市区的工友一起步行回家。从住地出发，一路步行到桐岭，翻过桐岭山，再坐小汽轮到温州小南门，用时4个多小时；另一种是由陶山乘拖拉机到瑞安城关西门，再步行到东门，乘塘河小汽轮到温州小南门，用时3个钟头。两条线路比较，由瑞安东门到温州市区可节约1个小时，但得多付6角钱的车船费。在那个年代，我们能省就省，所以基本上都选择第一种方法回温州，还常常把两周的假期并在一起使用。”

    1973年10月，厂里建起了4幢3层的宿舍楼，并在寺山山背安装了两个大蓄水池，又购买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当通勤车，这才使工人的生活条件得到一些改善。

    机床厂地处山乡古镇，工业布局残缺，产业配套不好，生产受到很多限制，经济效益一直不佳。这也是当时所有三线企业的通病。也因此，机床厂工人的工资一直不太高。

    娄振波在《娄湾记忆》一书中这样介绍职工工资和生活情况：“有位两级工，月工资38元，他与我说心里话，他的工资这样使用:伙食费10元，抽烟5元，喝酒5元，零用3元，余下15元存起来讨老婆。”经向多位第一批进厂的员工求证，这个数额应该是1974年至1977年的工人工资标准。

    笔者在瑞安市档案馆找到一张机床厂工人工资表。上面写着：俞晨喜，温州市区人，入厂时间1979年8月11日，大学毕业分配，检验员，定档技术13级，月工资51元；叶锋，瑞安城关人，入厂时间1979年8月11日，大学毕业分配，检验员，技术13级，月工资51元。可以看出，机床厂工人工资与当时同类的百好乳品厂、远东蛋品厂工人工资要稍低些。再对比这三个厂的其他福利与生产生活环境，机床厂也只能排第三。

    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这些“城底人”尚能扎根山乡，也许是那个年代的人思想觉悟高，抑或是他们有着非同一般的吃苦精神，所以，生活上的困难没能阻挡他们前进的步伐。

    生活生产中趣事轶事多

    磨合中融洽了工农联盟

    另一方面，机床厂工人大部分来自城市，在农村与农民的相处过程中，思想上、生活习惯上及处事方式上的矛盾在所难免。

    狄乃进，1951年出生，1977年进厂工作，担任副厂长多年，1995年企业改制时离开。他在老厂区指着一片空地，告诉笔者:“这里就是当年的篮球场。1976年‘双夏’（夏收夏种）季节，与机床厂相邻的生产队稻谷没地方晒，厂传达室根据厂领导意见，敞开大门，让农民把谷子晒在了厂区的硬化地面，用当时的话这叫企业支农。某个星期日上午，篮球场上已经晒了稻谷，厂里的一班青工，认为打球不影响晒谷，就在稻谷上跑来跑去。农民见状很生气，拿着扁担冲进来，指责工人糟蹋粮食。在双方即将动手干起来的时候，双方领导及时赶到制止了事态进一步发展。事后，厂领导领着青工到村里作了检讨，村民也原谅了他们。后经协商，定下来，这篮球场平时用来晒谷，周日上午供青工打球，双方守约，以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张春波今年54岁，他1986年4月5日进厂当工人，他也提供了一个当年的故事：“我听老工人说，1974年5月，温州城区来的工人，在田间地头看到鸡在田埂上来回觅食，误认为这些是野鸡，就在钓钩上挂蚯蚓，把鸡‘钓’过来杀了吃，后来被村民抓了个‘现行’。这是机床厂历史上很有名、很搞笑的‘钓鸡事件’。事情发生后，厂领导带着那几个工人，到农民家道歉、赔钱，才算平息了农民的心头之气。”此外，机床厂在生产过程中，因工作疏漏，也给当地农民造成了一些损害，对此，机床厂都如实报请当地政府予以补偿。在瑞安市档案馆，笔者看到，1974年12月16日瑞安县革委会生产指挥组粮食局发的一份文件，这是关于批复地区机床厂因煤烟熏枯农民田里的黄豆需要赔偿粮食的报告。报告中写到，机床厂的煤烟熏枯丰和公社塘上大队的黄豆17.5亩，需要赔偿粮食2197斤。县粮食局安排陶山区粮管所给该大队如数拨发增销粮。

    市档案馆里还有一份文件，也是赔偿粮食的公文。文件名为:“关于地区机床厂开炉事故赔偿农作物的批复”，瑞安粮食局于1978年7月3日发出。起因是当年3月21日，地区机床厂开炉失慎，煤烟蒸坏丰和公社塘上大队一、四生产队蚕豆作物7亩多，需要给予赔偿粮食2100斤。还是陶山区粮管所如数拨了粮食。

    此类例子还有很多，无论是工人生活，还是机床厂生产，在与农民的不断磨合中，工农联盟得到了巩固。

    1979年企业移交瑞安

    1995年市场化改制

    1979年4月9日，温州地区行政公署下发温行署（79）53号《关于地区机床厂下放给瑞安的通知》文件。文件原文如下:

    “瑞安县革委会:该厂现有职工包括行政干部、生产设备及生产任务全部移交；原地区机床厂对外往来债务，也由瑞安县革委会统一处理。”

    当年8月10日，瑞安县革委会下达《关于更改厂名的批复》，文件号为瑞革（79）176号。全文如下:

    “县工业交通办公室:瑞工交字（79）56号报告悉，经研究，同意将‘地区机床厂’更名为‘浙江省瑞安第二机床厂’”。

    企业下放、名称变更，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影响不大。但在当年10月，国家出台的取消计划经济、企业生产走市场化道路的政策，却实实在在给企业带来巨大挑战。原料得自行购买准备，产品靠自己推销，企业经济效益完全依赖于产品销售。与许多国有企业一样，在经历短暂的阵痛和迷茫后，第二机床厂迅速改变管理模式，调整工作思路，转换经营方式，以适应市场需要。

    销售成为企业工作重心，一切工作围绕产品怎么卖出去来展开。黄品甫，陶山桐浦人，今年63岁，1984年8月他由金华农机化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机床厂工作。他上班后，被安排做产品销售工作。据他介绍，为了把产品卖出去，厂里“挖空心思，想尽办法”，常用的是四招：一是连续在《工人日报》上刊登产品销售广告，提高产品知名度，寻找客户；二是组织人力，包括本厂职工和社会人员，写推销业务信，按一封信二分钱付给报酬，先后向全国各地相关企业寄发业务信近70万封；三是跑展销供货会，凡知晓的展销会、供货会，他们尽可能地赶过去；四是拜访老客户，逢年过节等重要节点，做到致电问候，择机带小礼品上门拜访，目标客户主要是汽车制造厂、石油钢管厂、拖拉机厂和印刷机械厂等。

    虽然，总体销路不是很好，但由于大家努力，产品都找到了买家。机械产品体积大，高度达到3.1米，汽车运输时，山洞隧道过不去，厂里就开“生产民主会”，大家一起想办法，用分装和低板汽车运送至最近的火车站，交给铁路部门运送，难题迎刃而解。

    在坚持主业的同时，厂里开辟辅业，多条腿走路，拓宽企业生存空间。今年55岁的周巨力，地道陶山人，1986年4月5日被招录进厂。他在电话里告诉笔者：“1992年开始，我们厂与瑞安农械厂联合生产经营，两厂合作生产印刷压痕机。产品推出后，给厂里带来了一丝亮光，一直下滑的经济见底反弹。但好景不长，1993年下半年开始，企业亏损越来越严重，瑞安地方财政不堪重负。”

    1995年10月，在瑞安有关部门主持下，第二机床厂率先进行市场化改制，职工遣散，企业退出国有序列。至此，温州地区机床厂（瑞安第二机床厂）从历史长河中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