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徽歙县的广袤土地上，瑞安移民书写了一部跨越百年的壮阔史诗。这是一部关于勇气、智慧、坚韧与融合的历史，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人性的光辉与力量。
故事始于19世纪中后叶，那时候的温州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局，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为了谋生，许多瑞安人选择了背井离乡，踏上艰难的迁徙之路，犹如山东人闯关东、西北人走西口、闽粤人下南洋一样。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来到了安徽歙县——这个位于皖南山区的古老县城，从此翻开新的生活篇章。在歙县生活的瑞安人已有三四代，甚至五六代以上，最早的可追溯到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令人惊奇的是，村民们仍然流利地讲着瑞安方言，乡音无改，风俗习惯没变。蛇年年前，笔者一行人赴安徽歙县桂林镇山边、郑村镇黎明、槐塘、棠樾等村实地采访，一探究竟。
之所以称黎明村、山边村、槐塘村等为“瑞安村”，是因为这几个村的村民中瑞安移民占了主导。
清晨，我们的车子进入黎明村。窗外的风景随着车轮的疾驰，徐徐展开。粉墙黛瓦相映成趣，马头墙高耸入云，仿佛触手可及蓝天白云。一幢幢小洋房令人目不暇接，高高的围墙透出一种静谧而庄重的气息。错落有致的布局中，隐藏着深幽的韵味，每一处都仿佛是一幅流动的诗情画意。
入村的时候，笔者留意到村口长廊上的一幅幅墙绘，上面精心描绘了上世纪30年代瑞安先民肩挑箩筐、背扛锄头，长途跋涉来到黄山脚下歙县的艰辛情景。他们的箩筐里挑着小孩，肩上还扛着沉重的锄头、草鞋和干粮，经一个多月风雨兼程、长途跋涉，才到达目的地。他们在山边搭棚、垦荒，艰苦度日。据不完全统计，歙县境内共有2万多温州移民后代在此安居乐业，其中绝大多数是瑞安人，主要来自湖岭、高楼、马屿、陶山等地，也有部分来自乐清、永嘉和平阳。
令笔者尤为吃惊的是，从我们下车后遇见的每位村民，没有一个不讲瑞安话的，使人产生仍在家乡瑞安的错觉。他们特别热情淳朴，听闻我们是从温州瑞安来的，连忙端茶倒水。这些移民大多都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过来的，属第二三代移民，也有一部分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移民过来，算起来已经繁衍至第五六代。当然，还有一些岁数大的老人年幼时跟随父母来此开荒，属“第一代移民”。
现年74岁的詹姓老婆婆算是“第一代移民”。她于1951年出生在瑞安曹村南岙。大约在1958年前后，她六七岁时便随父母徒步、坐船来到了歙县。当时遇到三年自然灾害，在瑞安吃不饱，所以逃荒到了歙县。刚来的日子依然很苦，但是地广人稀，有荒地可开垦，便慢慢扎根下来。
现年50多岁的郑原理是詹姓婆婆的儿子，其父也是在1960年前后迁移到歙县。
黎明村的移民大都在1958年至1960年之间迁徙过来，当然更早移民过来的也有。一位祖籍在高楼端头村的郑姓老人虽然没有经历过迁移，算起来已是第三代移民，瑞安话讲得也很溜，他说小时候曾听爷爷提起过，其爷爷是民国初年，即大约100年前逃荒过来。当时徒步从瑞安高楼大藏村走到安徽歙县用了20多天，“爷爷用扁担挑着年幼的父亲，挑得肩膀都磨出了血，抵达后，自己开垦荒地种植番薯，养活家人。”
家在桂林镇山边村、现年89岁的户主高北操，回忆起当年的情形还历历在目。他于1937年出生于芳庄南坑，辗转了龙游、福建建阳、邵武等多个地方后，才最终选择在歙县定居生活。1964年从福建南平坐车到歙县山边村。1968年与同村的卢氏喜结秦晋之好，现有两儿两女。而老伴卢氏则早在1961年就到了歙县。她是从湖岭岩头坐船到瑞安城内，再从瑞安坐车到金华，金华转车到杭州，杭州再到歙县。她记得当年是正月二十九起身，二月初六才到歙县山边村，历时一个星期左右，算是比较顺畅了。
79岁的邱姓大妈则是70多年前从高楼大藏村移居到郑村镇槐塘村。当年她才9岁，先他们移居3年的叔叔家来信，让他们赶紧来。她只记得当时天蒙蒙亮，全家六七个人就开始动身了，她是家中最小的一个。长辈们挑上箩筐和农具，筐里装着衣物和干粮，他们几个小孩就跟在后面走。路实在太难走了，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把她放在筐里挑着。走了一天一夜到青田坐车，坐的是那种烧炭的破车，用了3天3夜才到金华，然后坐火车到杭州，再坐车到徽州。就这样，历时10多天到了槐塘村。到了之后就是搭茅草铺、开荒种番薯。那时候温州人来这里都是种番薯。三年自然灾害，3天才吃九两米，到后来分到田地就开始种粮食，日子就慢慢好起来了。
“上路”的艰辛
在一些瑞安人的语境里，“上路”两字乍听不怎么吉利。这词的由来我们不清楚，但同行中几人是湖岭人，他们小时候总听村里老人们提起，村里谁家“上路”了。后来才明白“上路”其实还带有赴外谋生的意思，通常指远赴浙皖苏三省边界谋生。而为什么管赴外谋生叫“上路”呢？我们猜想，逃荒或赴外谋生的途中充满了各种危险和困境，甚至随时面临死亡。事实上，许多人倒在了“上路”途中。也有人认为“上路”是一个名词。古代确实有“徽州路”这一行政区。元至元十四年（公元1277年），设徽州路，隶江浙行省，领歙县等州县，故赴徽州称为去“上路”。而那些在路途或移民在外出生的人，常常被称作“上路奶儿”或“上路囡儿”。
那么，这些赴外谋生的这些人，是怎么出去的？当时的情况如何？
近日，笔者在瑞安芳庄乡东元六连碓旁一条石阶步道边，发现一块清代捐建“三成桥”的石碑上面刻有许多捐资者的名字，其中一位是“谢上路奶”，并列在“侯垟”下面，基本可以确定此人来自芳庄侯垟的逃荒者。碑文落款是“光绪十五年”，表明此人“上路”时间应该不晚于1889年。也就是说，早在1889年之前，瑞安湖岭就有一批村民“上路”谋生了，并在挣到钱之后为家乡修桥造路贡献力量。
综合采访和有关资料，笔者认为瑞安人移民皖南、浙北、苏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晚清时期、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
第一阶段晚清时期的移民主要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据《瑞安市志》记载：“清咸丰、同治（1851—1874）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残酷镇压太平军主要活动地区之一的浙北、皖南，当时人口流散较多。瑞安境内山区部分居民，携家迁往皖南垦殖，后代留居下来，仍以同乡同族相对集中居住。”像“谢上路奶”这样的群体应该属于这个阶段的移民群体。由于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江中下游多年拉锯式战争，使苏浙皖省的交界地区生灵涂炭，遭受空前劫难。长期的战争，加上瘟疫和饥饿，使徽州人口锐减，基本上是十室九空。
据《歙县志》载，经太平天国战争，同治八年（1869）歙县人口仅30.96万人，比道光年间的61.7万人减少了一半。战后，为了迅速恢复残破衰败的经济，清同治五年（1866）谕令各省招垦荒田，对前来垦荒的外地农民屡减赋税，以宽民力。而同时期的浙南地区人口损失无几，正如左宗棠所言：“通计浙东八府，惟宁波、温州尚称完善。”据统计从康熙六十年到光绪十三年（1721—1887），瑞安人口一直维持在9万人左右，到宣统二年（1910）人口骤增至36.6万人，而瑞安一直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人口持续膨胀，人多地少的矛盾加剧，粮食消费出现自给不足的现象。皖南自然条件很好，所以成了瑞安人逃难的一大目的地。当时在瑞安就有一句民谣“要想活得好，到徽州淘宝”。瑞安大量农民响应官府招引政策，背井离乡，远赴皖南，垦荒定居。
第二个阶段在民国时期。据《歙县志》记载，源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的血吸虫病不断蔓延，到民国时期血吸虫病非常严重，再次导致徽州人口锐减，歙县许多村落出现了绝户现象。民国八年（1919）歙县人口尚有40.5万人，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仅28.3万人，减少了14.2万人。血吸虫病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基本遏止。当然，这个阶段的移民对象大多是青壮年，且都是为了避开战乱和逃避国民党军队拉壮丁，向浙皖苏三省交界处逃难，而歙县成为了他们的首选。黎明村庄兰豪先生称，他是移民第二代，其父亲庄仕横1944年为了逃避国民党军队拉壮丁，跋山涉水逃到安徽歙县，走了一个多月，在黎明村搭棚垦荒谋生。现年90多岁的卓余星老人，则是1948年随父亲远赴歙县黎明村，当时他年仅16岁。
第三个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1958年至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至1961年期间瑞安移民安徽歙县的人数，可能占了瑞安移民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可以肯定，若不是生活所迫，当时的老百姓一定不愿抛家舍业，远走他乡。所以不得不佩服他们敢于闯荡、勇于拼搏的精神和魄力。
黎明、槐塘村移民主要来自湖岭、芳庄和高楼，山边村的移民主要来自芳庄。逃荒歙县的线路主要分徒步、坐船、坐车等方式，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是徒步方式，主要是从湖岭高楼出发，经青田步行至建德，再到安徽歙县，行程约500公里。而新中国成立后，则采用徒步加乘车乘船的方式，从家乡到金华，再坐火车到杭州，再转车或坐船到徽州。他们通常在春季离开家乡，徒步或乘坐简陋的交通工具。有成群结队的，也有一家单走的，有一路要饭打工耗时一年半载的，也有一气赶到的，而更多的是一担箩筐挑着走的，有一段顺口溜就是当年艰辛迁徙的写照：“肩挑箩筐赴歙县，缺吃少穿日子难。前面装的破盘碗，后头挑的女和男。”
奋斗与崛起
“温州人的锄头都比本地人长几寸。”庄兰豪老人说，温州人比其他地方移民更拼、更能吃苦。
初到歙县，温州移民面临着诸多困难，比如语言不通、习俗不同、资源匮乏等，然而，这些困难并没有击垮他们。相反，温州人以其特有的坚韧和勤劳，迅速适应了新的环境，立足了脚跟。他们刚过来时，在荒地里“占地为房”，随便搭个草棚子就是住处了，开垦农田，用汗水浇灌着这片土地。同时，他们也将温州的商业智慧和勤劳精神带到了歙县，开店铺、办工厂，为当地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祖籍在瑞安马屿村口村的庄兰豪老人，是瑞安移民杰出的代表。他1954年出生在歙县，据他介绍，上世纪70年代的黎明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穷山村，“地旱不生稻，土贫不长茶，三餐薯充饥，泥草垒住房”。黎明村人十分珍惜让他们安身立命的荒山秃岭，庄兰豪和黄益领、卓益彬、许国远等人，带动村民养鸡、种菜、办企业。上世纪80年代，村民开始住上了矮平房，90年代矮平房变为二三层楼房，现在则是大别墅、大洋房。庄先生家现在住的便是四层独门独院的大别墅，而像这样的别墅在黎明村、槐塘村比比皆是。
“住着茅草棚，脚踏两个轮，身穿灯芯绒，吃些番薯干。”这是当地人形容温州人的谚语，意思是说温州人既能吃苦耐劳，又能追随潮流、赶时髦。
踏入安徽歙县的槐塘村，仿佛瞬间穿越到了欧洲小镇。村口，欧式风格的建筑错落有致，尖顶的房屋、雕花的门窗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异域风情。大洋房的院子里，几位归侨正悠闲地品着咖啡，晒着太阳。槐塘村成为安徽省著名的侨乡，被誉为“安徽华侨第一村”，全村有两个“70%”：一是全村人口419户、1363人，70%以上的居民是温州移民；二是村里70%以上的居民出国谋生，290多户800多人在国外经商生活，主要集中在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等欧洲国家，从事餐饮、服装、零售等行业。
在槐塘村，我们采访到了一位名叫郑朝好的归侨。他曾在意大利打拼多年，现在选择回到槐塘安度晚年。“虽然我在国外取得了不错的成就，但我始终觉得自己既是歙县人，也是瑞安人。”郑朝好说，看到槐塘的变化和发展，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郑朝好是高楼大藏人。1952年，他4岁时随父母长途跋涉来到了安徽歙县。而其父早在1950年就已来到此地，站稳脚跟后，回瑞安接家人过来。父亲把他装在垫箩里，挑到青田，然后从青田乘车到杭州，再转车到歙县。
随着时间推移，村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走出国门，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他们凭借着敏锐的商业嗅觉和不懈的努力，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在国外站稳了脚跟。在创业成功的同时，瑞安移民始终不忘回馈家乡和社会。他们有些回乡创业，有些投身公益事业，捐资助学、修路建桥、扶贫济困等善举不胜枚举。他们的慷慨解囊和无私奉献不仅改善了歙县的基础设施和民生条件，也赢得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广泛赞誉和尊敬。
瑞安移民的赤子情怀
黎明村民宅马头墙上的两幅墙绘特别引人注目，一面墙上绘有巨幅温州地图，另一面墙上则书写着“瓯越新安皆故乡，四海共望一轮月”的诗句。这也许是埋藏在瑞安人心底的集体记忆。瑞安人向来有安土重迁的传统，即便远走他乡，也要把故乡刻在心里。现在他们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但黎明村村民仍不忘根本，没有忘记自己祖籍地在瑞安，他们心中时常挂念着故乡。
“现在交通、通讯非常发达，什么时候想回去就是一踩油门的事儿，不想开车也可以坐动车、飞机，或者通过微信联系也很方便。”庄兰豪说，“但是我孙子这辈就不怎么会说温州话了，家乡的观念已经不如我们这一代那么强烈了，这不免让人担忧。”在山边村高北操的家门口，笔者看到一辆温州牌照的车辆。高北操的小儿子在温州办鞋厂，户口也迁回了温州。
瑞安移民较好地保存了原有的风俗习惯，特别是逢年过节、婚嫁风俗、饮食偏好等，都依照瑞安习俗，如过年晒腊肉、酿红曲酒、捣年糕、大年三十“摆珍”等等，起屋会“抛梁”，清明时节做清明饼、馍糍。一些习俗大同小异，如晒腊肉，从家乡人的晒酱油肉，变成了这边的晒羊肉，多少也受到当地人的影响。唱词、唱戏、唱莲花、打长筒早年时有出现，还有人会唱来自芳庄的民谣《担米兄》，如今渐渐消失了。
我们在槐塘村走访的时候，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我们在路上随机询问一个老人，她不是温州移民，而是嫁到槐塘村的徽州媳妇，却能讲一口流利的温州话。这说明瑞安移民与歙县人民之间的融合日益加深。
随着时间点推移，他们不仅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形成了紧密的关系，还在情感上建立了深厚的亲情和友谊，瑞安移民已成为歙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奋斗历程和辉煌成就已成为歙县历史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黄山市政府还把唐模、棠樾等“温州移民村”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补充项目进行申报。
安徽歙县的瑞安移民故事，是一部镌刻艰辛与辉煌的历史长卷。它记录了瑞安人在异乡土地上扎根、拼搏、创业与回馈的壮丽征程。瑞安人的根脉始终深植于心，他们吃苦耐劳的精神熠熠生辉，助他们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