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市文史委辑《瑞安文史汇编·瑞安文史资料一—三辑》第13页下方“补白”载：端方任两江总督，颇附庸风雅。时瑞安胡榕邨（调元）以进士任金坛知县。其吊岳墓诗有联云：“东窗夫妇谋三字，南渡山河剩一丘！”端大激赏，即日授意苏藩：移知宝山。

    笔者在点校胡调元文集、撰写其年谱时，走访其族中后人，亦有此说：“调元公见了端方，马上就被派到宝山当知县。”

    历史上的事实又是怎样的？胡调元的诗文透露出的信息，表明事实可能没有这么轻松。 

    黄绍箕或是牵引者

    ‌端方（1861—1911），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是清末重要大臣和著名金石学家。端方1882年中举，1889年开始做官，因工作勤勉，仕途顺利。1898年，端方在戊戌变法中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全身心投入新政改革，但因变法失败被革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和光绪帝出逃陕西。时任陕西按察使、布政使，并代理陕西巡抚的端方，因接驾有功，调任河南布政使。1906年，端方作为考察团成员出洋考察，回国后继续参与国家改革，历任湖广、两江、闽浙等地封疆大吏，推进洋务和新式教育。

    胡调元（1859—1927），幼名元燮，字榕村，浙江瑞安人，光绪十七年（1891）举人，二十年进士，次年以县令分派江苏“需次”。1899年至1904年，因父母故去在家丁忧。1905年冬至次年秋代理金坛县令九个月，之后又回到苏州等待派缺机会。

    也就是这个时候，端方来了，出任两江总督。

    端方是清末重臣，胡调元只是候缺县令，地位悬殊。他们此后有较多交集，黄绍箕或在其中发挥一定作用。胡调元丁未（1907）五月《上两江制府端尚书书》云：“调元，浙之瑞安人也，少游于黄漱兰通政父子间，尤于通政执弟子礼有年。甲辰之夏，仲弢方回里，展视松楸。其时宪节由鄂移吴，屡以电来，招之使往。调元亦拟随行，时值读礼未终，因循不果。武进费屺怀编修，为辛卯乡闱座师。之数公者，与大帅并称雅故，而调元猥以渊源推暨故，亦亟亟焉怀愿见之诚。”

    黄漱兰即黄体芳（1832-1899），浙江瑞安人，同治二年（1863）进士，官历翰林院侍读学士、内阁学士至兵部左侍郎，素以峭直刚正著称，同光间为京朝清议之冠。‌黄绍箕（1854-1908），体芳子，字仲弢，号鲜庵，晚清时期重要官员和学者。据刘思文、孙泽仙《黄绍箕交游考略》载，黄绍箕与端方为金石同嗜之交，他们在金石书画上多有切磋交流。光绪二十七年（1901）,黄绍箕、李葆恂、梁鼎芬与王闾运四人受端方之邀，鉴赏陕西宝鸡斗鸡台出土的铜器。端方颇欣赏黄绍箕之才。光绪二十八年（1902），黄绍箕从湖北归里省亲，端方将秦权铭拓本及跋语，通过黄绍箕给孙诒让审定，跋中云：“权所刻始皇二世诏文，黄仲弢学士、李文石观察各有诠译，仲弢说尤精确，皆发前人所未发。”同时，他们在诗词、政治上均有所沟通。《黄绍箕集》收录一通1895年夏端方写给黄绍箕的信札，端方在落款中自称“如弟”，说明他们有着极深密的交情。

    端方与黄绍箕的关系，黄辞世后被胡调元写入挽联：“儒林清望，皆以窦东皋、朱笥河相推，即兹家学渊源，父作子能承，一代宗风江夏胄；师友平生，殆惟张南皮、端浭阳最契，莫问京华冠盖，人趋公独避，十年憔悴武昌城。”联中张南皮即清末名臣张之洞，端浭阳就是端方。

    胡调元师事黄体芳，和黄绍箕又是孙衣言诒善祠塾同窗，交往频密，这从胡调元的诗文中可知。黄绍箕当与胡调元谈起过端方，胡对端方在其莅苏之前已多所了解。也正因此，甲辰（1904）夏，黄绍箕请假三月回乡扫墓，端方数次来电招他入幕，胡调元说自己原也打算跟着去，只是丁忧“读礼未终，因循不果”。这次胡调元没去成，黄绍箕似也没入端方幕府。据胡调元诗《陈墨农祖绶经敷祖纶昆仲两大令，招集揖峰亭，同坐有黄仲弢学士绍箕、孙仲容比部诒让、王雪牧大令岳崧、同年项申甫太守崧，予亦与焉，为赋诗以纪》小注可知，黄绍箕“先还朝”；而俞天舒编《黄绍箕先生年谱》载，黄先去了武汉，不过七月就北上京师，任编书局监督。这年，端方由湖广总督代任两江总督，冬时调任湖南巡抚。

    费屺怀（念慈）（1855—1905），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是胡调元乡试座师，与胡调元多有诗文酬和。

    黄家父子及费与端方是故交好友，跟胡调元也很有渊源，胡在致端方的书信中因此提及他们。或许是这一层的关系，他们的初次相见，自然有了某种亲近感。而此时，黄体芳和费屺怀均已过世，黄绍箕应是其唯一的中介者。 

    二请题碑赞诗才

    据《上两江制府端尚书书》载，1907年暮春三月之初，胡调元去南京拜见端方。此前黄绍箕有没给他们牵线、胡见端之前有没沟通过已无从考据，个人揣测是事先已联系沟通过的；否则，越过苏州府，哪有那么容易见面的。总之，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他们见上了，且不止一次。见面时，胡调元少不了要对自己作一番介绍，并呈上了自己的诗稿。他的《补学斋诗钞》二卷本刚梓行。拜见中，端方对其“奖掖有加”。《上两江制府端尚书书》中没说“奖掖”的是哪方面，其中或包括对其诗作《岳少保墓》中的句子“东窗夫妇谋三字，南渡山河剩一丘”的赞赏。

    或许此前黄绍箕已有推介，加上这次面对面的交流，还看了诗作，胡调元的诗才和学识获得端方的赏识。第二天，他派人送来自己收藏的《颜鲁公残石》手卷，请胡题诗。胡调元在手卷上题七古一首。手卷中已有不少名人题诗，手卷归还后，胡调元心里很是“惴惴”和“不安”。再过一天，端方又派人送来《天发神谶碑》请他题诗。这无疑表明端方对胡此前题诗的肯定。这次胡调元题了绝句四首。初十日，端方再次召见胡调元，又对他作了一番夸奖。这时，他们是上下级关系，或许还有诗书相知、金石相契的友朋关系了。胡调元两次题诗如下：

    颜鲁公书《和州刺史张敬因碑》，今存者

    仅二十馀字，端浭阳尚书以拓本装一手卷命题

    俗书纷纷何足算？和州残碑仅一段。想见鲁公下笔时，浩气千年自相贯。唐家莫讳安史乱，文士浯溪类点窜。二十四郡男儿谁？平原太守为之冠。即如刺史张敬因，史传无从事迹按。要之其人非凡庸，不然岂屑轻挥翰？东坡昔赋石鼓文，存字无多惜中断。此碑零落得毋然，天为尚书供珍玩。雪窗萧瑟夜将半，公馀嗜古常对案。门外雷电欲取之，中有蛟螭能御捍。

    浭阳尚书复以《天发神谶碑》命题，敬赋绝句四章

    皇字华文露一斑，孙吴立石记岩山。侈谈符瑞真堪噱，终见黄旗紫盖还。

    尚书此本古无多，仿佛尊经阁下过。持问当年翁学士，较量尺寸竟如何？

    江亭回首雪花飞，良夜评碑黄鹄矶。一样陶公怀旧感，武昌柳色故依依。

    西来怪体兢佉卢，国粹思凭只手扶。多事新亭名士慨，江东自有管夷吾。

    《补学斋诗钞》卷三胡在第二首诗后小注：“翁覃溪学士曾到尊经阁下，手量是石，以定尺寸。”翁覃溪即是翁方纲，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第三首诗后小注：“尚书别号陶斋，又号陶公，鄂人士为筑陶公亭于江上，以志去思。甲辰冬，尚书移节湘中，重过是邦，乃于雪夜广集名流，即就陶公亭置宴评碑。尚书亲为制序，并绘图以志。”

    据有关资料载，端方旧拓本颜鲁公书《和州刺史张敬因碑》现藏故宫博物院。

    后来的民国《瑞安县志稿·人物门》和2003版《瑞安市志·人物传略》“胡调元”条对此事均作了记载。

    胡补宝山为所赖

    端赠书作酬相知

    回到苏州之后的胡调元，并不是马上得到补缺的。过了两个月，他给端方写了封信，这就是《补学斋文钞》卷一中的《上两江制府端尚书书》。信中，胡调元详述了自己三月初拜见端方的过程和在苏州府候缺十三年的经历，以及南京拜见后因工作上受困，实缺被后来者补任等事。他拿宋三苏父子兄弟作比，“文章意气横绝一时，其穷而上书当事，言其所宜，怜者往往倾囊倒箧出之而不讳，而当时名公大臣亦复宏奖风流，且有怜其才而掖之使进。今何必异于古所云耶？”言下之意，希望端方“怜其才而掖之使进”。

    端方对胡调元的来书应该说是极上心的。上海图书馆收藏的1907年9月29日《顺天时报》刊登了21日发抄的“阁抄摘由”，其中一条内容为：“端方奏胡调元补宝山令，吏部议奏。”这表明端方是亲自为胡调元作了举荐的。或许是收到吏部行文了，端方跟苏州布政使说让胡马上到任，因而有了此文开头的“即日授意苏藩：移知宝山”之说。据民国《宝山县志》载，这年夏七月，胡调元到任，与他致函端方时隔两个月。

    这也是民国《瑞安县志稿·人物门》“胡调元”条中所说的“江督端方礼贤下士，命题《天发神谶碑》及唐《张敬因碑》，大嘉赏。需次未久，即予补缺”。而2003版《瑞安市志·人物传略》则云“时端方为江苏巡抚，命题《天发神谶碑》及唐《张敬因碑》，大加赞赏，不久摄篆金坛”，其中明显有误——胡调元掇篆金坛在端方任两江总督之前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冬。

    此后，端方与胡调元联系不少。袁世凯的伯母七十大寿，“与宫保（袁世凯）南北洋分领兼圻，又与潜之兄弟（袁世凯堂兄弟）先后在鄂、苏、宁三省皆有寅谊”的端方，请胡调元代为撰写《袁母高太夫人七旬寿序》相贺。该文后来收录在胡调元《补学斋文钞》卷二。而端则多次赠胡调元书画碑帖和书法作品。

    据胡调元诗文载，宣统元年己酉（1909）春，端方赠胡调元汉砖和董其昌画图搨本，胡以骈词《谢两江督府端公赐汉魏金石暨董香光〈婉娈草堂图〉拓本各一帧启》作答，中有“调元幸隶帡幪，素无学问，诵《石鼓》则如钳在口，爱《九华》则欲购无资。乃蒙叠赐琼珍，分题宝墨，竟略云泥之分，顿生蓬荜之光。谨于是月，领到汉拓、董画各一帧。干鹊闻噪而占书，山鸡对镜而起舞。跋关中金石之记，定多幕府名流；披烟江叠嶂之图，如入武陵佳境”。此书去后，端方再寄手书楹联，胡调元复赋诗两首相谢，其后一首诗云：“铁限门高笔一支，末僚安敢望荣施？何期内史临池兴，犹有吴淞剪水思？斗室清尘蛛早避，晴檐占信鹊先知。汉砖董画俱珍贶，顶礼焚香合护持。”

    从某种角度来说，端方馈赠书法作品给胡，既是同好友朋之间的感情交流，也是对胡在宝山执政的关照和支持。就胡调元而言，端方不只是当朝重臣、顶头上司，还是自己诗书方面的知己，收到书作，他自然很是感激和珍惜。虽然我们看他写给端方的书信，其中难免有一些恭维话，但在那个等级极为森严的社会，也是可以理解的。后因清廷没落，时势不济，端方于1911年被任命为川汉铁路、粤汉铁路督办大臣，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起义军所杀；而胡调元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宝山任上受困，幸得地方士绅相助，得以全身而退。他们的结局都很让人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