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砚 林良爽

    从南门进玉海楼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建筑考究的门台正上方“百晋精庐”四个大字，大家也许会有疑惑，不是玉海楼吗，怎么是百晋精庐？其实，我们平时所讲的玉海楼，是玉海藏书楼、孙诒让故居、百晋陶斋、颐园、后花园等总称。玉海楼总体布局，南北坐向，为三条纵轴线。百晋精庐，也就是百晋陶斋，坐落在中间线上，玉海藏书楼西侧、故居东侧，前面有“颐园”。它原名“恰受航”，俗名“船厅”，由孙诒让父亲孙衣言取杜甫“野航恰受两三人”诗意命名，后为孙诒让收藏古砖之所，故改名“百晋陶斋”。

    值得一提的是，“百晋陶斋”隶书匾额是由晚清金石学大家王懿荣题写的。一位是“甲骨文之父”，一位是甲骨文系统研究的第一人，这块匾背后，藏着一段动人的金石情谊。

    王懿荣（1845—1900），字正孺，又字廉生，山东福山（今烟台市）人。他是晚清重臣，中国近代著名金石学家、收藏家、书法家。光绪六年（188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三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当时国家最高学府校长）。他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最早发现、鉴定并收藏甲骨文，被誉为“甲骨文之父”。

    王懿荣是什么时候题写的匾额？匾额上落款为：“中荣尊兄署，光绪九年五月”，也就是1883年题写的。光绪六年（1880），王懿荣中进士，1883年为翰林院编修。这年春，孙诒让在京参加第五次礼部会试，落榜。孙诒让“夏五月，俶装南归。”这说明，王懿荣是在京城为孙诒让题写的字，孙诒让可能随身把墨宝带回了瑞安。

    孙诒让与王懿荣是什么时候开始结交的？最早记载是同治十年（1871）京城的一次聚会。孙诒让这年第二次赴京会试，落榜。五月一日，潘祖荫、张之洞在京城龙树寺设宴饯别即将离京的部分应试举子，包括胡澍、赵之谦、李慈铭、王懿荣、孙诒让等十九人。潘祖荫、张之洞是孙衣言同僚好友，孙诒让还师从张之洞，自然成为这次饯别宴中的一员。王懿荣比孙诒让大三岁，这年也参加会试，也未中榜。潘祖荫、张之洞邀请的这些人，虽然未中进士，但他们已是当时金石学研究的名士。24岁的孙诒让与27岁的王懿荣因共同的志趣而结交，这可能是他们结交之始，又或者在这之前两人就已认识、结交。不管在何时认识，12年后，王懿荣应邀为孙诒让题写匾额，便是两人金石情谊的最好见证。

    现在，我们看到的“百晋陶斋”，只是王懿荣题写的其中一幅作品，当时王懿荣为孙诒让题写了两幅，还有一幅用篆书书写的“百晋精庐”。落款“光绪九年五月，中容二兄属，懿荣署”。这幅字我们很少见到。

    懿荣题写“百晋陶斋”“百晋精庐”两幅字时，还没有玉海楼（1888年才建成）。孙家当时住在建于1875年的“邵屿寓庐”（公园路太平石），后为“诒善祠塾”。寓庐北斋三楹为孙诒让回来时学习的地方，他自喻“述旧斋”。孙诒让想不到，13年后，父亲为他建造了玉海楼，自己辛苦搜集的古砖有了好的归宿，而王懿荣的题字为它增了辉。

    “百晋陶斋”的由来

    关于“百晋陶斋”名字的由来，我们得从孙诒让治学经历说起。

    孙诒让出身儒学之家，自小在父亲的影响、指导下，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他长期跟随在外做官的孙衣言身边，行走全国各地，还常常参加各种文人雅会，接触到众多文字学大家，掌握了音韵、训诂、校勘、考据等治学方法，并接触到大量古籍善本。他13岁就草拟了《广韵姓氏刊误》，开始古籍的校雠，显示出古文字学的天赋。17岁得阮元的《钟鼎款识》，并校诸款识，开启治金文之学。1870年，孙诒让得友人所赠之富贵砖及残砖各一块，正式开启搜集、钻研、破解古砖、古碑、摩崖石刻上文字之旅。特别从第四次应试落第回到瑞安后，孙诒让与从弟诒燕、同邑好友林庆衍、周珑、周璪兄弟等人踏遍瑞安及永嘉（温州）乡间山野，寻砖、访碑到了痴迷的程度。

    到1880年，孙诒让已搜得一批古砖、古碑，并记下每块古砖（碑）的出处、年代、文字形制，还予以考证，草撰《瑞安古甓记》。1882年，搜集古砖达100多种，孙诒让拓印了《藏砖拓本》，并寄给同邑好友黄绍箕。

    这年，孙诒让已收藏晋、宋、齐、梁、陈等代古砖逾百种，他把自己居住的地方，称为“百晋精庐”，别署“百晋陶斋”，以志收集古砖石刻之乐。这就是“百晋陶斋”的由来。

    是年冬，孙诒让拿出《瑞安古甓记》旧稿整理，增广著录，著成《温州古甓记》。也是这年，温州府学教授戴咸弼编纂成《东瓯金石志》10卷，请孙诒让校补，孙诒让便将《温州古甓记》中所著的历代砖之研究成果全部补入该书，作为第一卷，又将温籍人所收藏的没有明确年代的金石古物汇为另一卷，作为该书的末卷，1883年完成校补，《东瓯金石志》由10卷增至12卷。古砖石刻研究只是孙诒让金石学研究的一小部分内容，他金石研究范围、研究成果远不止这些，还撰有《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名原》等及大量金石考释、题跋留世，孙诒让的“晚清金石学大家”名号是实至名归的。

    甲骨文之父与甲骨文研究第一人

    孙诒让与黄绍箕是同邑挚友，并称“二仲先生”。王懿荣与黄绍箕也是好友，同在京师为官。有了这层关系，孙诒让与王懿荣的关系自然更进一层。1890年，孙诒让以资郎身份滞留京城时，与黄绍箕、王懿荣、潘祖荫、陈介棋、盛昱、费念慈等名家一起讨论金石文字。雅集时，大家拿出所藏金文辨证难字、考证题跋。孙诒让在《古籀余论后叙》中写道：这段时间“考跋累累，装成巨册”。王懿荣与孙诒让交游的其他史料，如信札、诗和酬唱等，目前还未得见。最后是甲骨文又把两个人连在一起。

    王懿荣有“甲骨文之父”之称。光绪二十五（1899），王懿荣因患病服药，在其中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发现奇异符号。凭借其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立刻意识到这些绝非普通刻痕，而是古老的文字，并将其时代断为商代。随后，他派人到北京的药铺大量收购带字龙骨，先后共收集了约1500片甲骨。王懿荣这一发现轰动中外学术界，成为我国第一个发现并鉴定甲骨文的人。

    王懿荣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甲骨上的文字，第二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他被临危受命为京师团练大臣，负责防守京城。北京沦陷后，王懿荣拒绝逃亡，毅然选择以身殉国。王懿荣是一位清官，去世后留下债务，其长子王崇烈为还债，卖掉1000多片甲骨，由《老残游记》作者、文字学家、金石学家刘鹗（1857—1809）购得。1903年，刘鹗在收集有字甲骨10800片的基础上，精选1058片拓刻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最基础文献性著作《铁云藏龟》。

    1903年11月，孙诒让购得《铁云藏龟》，喜出望外。凭借40多年金石文字研究之深厚功底，他花了两个月仔细研读、破解《铁云藏龟》里的甲骨文字，首次将甲骨文分为十类（如月日、贞卜、卜事等），并考释出185个甲骨文字，写出了我国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契文举例》。这时，距离王懿荣去世已近四年。如果王懿荣还健在的话，孙诒让也许会第一时间把书稿寄给王懿荣，一起分享破解甲骨文的喜悦。

    还有一件遗憾的事，孙诒让写成的《契文举例》书稿一直躺在玉海楼书斋里，不为人知晓。据相关史料记载，书稿写好后，孙诒让让人抄写几份，寄给刘鄂、端方、罗振玉等人。数年后，刘鹗客死新疆，端方也死在军中，而罗振玉当时认为其书“未能洞悉奥隐”，没有引起重视，以致还丢失了书稿。直到1916年底，孙诒让去世七八年后，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古文字学家王国维（1877—1927）在上海“蟫隐庐书店”偶然发现了《契文举例》手稿，以五元钱购得并荐举。1917年，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罗振玉（1866—1940）出资出版了一卷本《契文举例》，才让这部甲骨文字考释的开山之作得以面世。

    孙诒让是我国甲骨文字学研究的开山鼻祖。王国维评价：“书契文字之学，自孙比部而罗参事而余”。“孙比部”指孙诒让，“罗参事”指罗振玉；郭沫若评价：“甲骨文字之学，创始于孙仲容，继之者为王观堂，饮水思源，二君殊可纪念。”1964年5月，郭沫若来到瑞安，并在玉海楼挥毫写下这段话。

    王懿荣是甲骨文的首先发现者、断代者、收藏者和研究者，而孙诒让则是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两位金石学大家，因甲骨文在时空上有了交集，铸就了中国甲骨文学术史上的两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