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盛强

    1924年，直奉大战的战火波及瑞安城，街头巷尾皆是四处逃难的人群，时任瑞安县公立高等小学堂校长的余思勉并没有带着家眷逃往繁华安稳的地方，而是安顿在瑞安乡间“大典学”——那个余氏家族世代扎根的故里。好友张棡在日记里短短地记下了这笔：“伊老父及女眷等均搬往大典下余建款家”，彼时谁也难以料想，这个看似平常的避难选择，竟隐藏着一位清末才子与家族根系深沉的羁绊。

    这位在地方志中仅留下“清末拔贡”“小学校长”寥寥数笔的余思勉，却曾是一位在清末科举“末班车”上夺魁的才子，一位与温州近代教育先驱陈黻宸、孙诒让交往甚密的实干家。近日，一份宣统己酉科（1909年）的浙江选拔贡卷重现于世，那些被历史尘埃遮蔽的故事，才终于被层层剥开。

科举余晖里的“拔贡第一”

    1909年秋天，44岁的余思勉站在了清代科举制度的终点线上。这一年，清廷举行宣统己酉科拔贡考试。这是自1905年科举废止后，为解决全国几十万生员出路的“善后之举”，成了清代拔贡考试的绝唱，亦属科举时代的“谢幕演出”。

    拔贡，意为“向皇帝贡献的人才”，每十二年选拔一次，其难度远超如今的国考。考生需经各省学政层层筛选，再经过礼部朝考，合格者可直接授予七品京官或知县，是当时生员入仕的捷径。

    当年，余思勉以县学学生的身份参与角逐，最终力压群雄，拿下瑞安县拔贡考试第一名。贡卷上“钦命浙江全省提学使司提学使支取中批”“钦命陆军部侍郎浙江省巡抚部院增取中批”的朱红批阅，昭示着当年无比的荣耀。

    按例，次年他需赴京参加甄录考试，《申报》也确曾公布其录取名单。可惜命运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轰然倒塌，余思勉的仕途戛然而止。但塞翁失马，官袍未及加身的他，转身将毕生精力投入教育事业，开启了另一段传奇人生。

    这份贡卷如同一份特别的“人事档案”，不仅收录了余思勉撰写的《始皇筑长城隋炀帝开运河功过比较论》《元世祖从卢世荣之言立规措所论》等多篇策论，字里行间皆是经世致用的才思。贡卷还记录了官方对他的评阅——第一场“独能自抒所见笔亦矫矫不群”、第二场“简峭廉厉推阐尽致”、第三场“议论切实笔意轩昂”。

    难以割舍的文脉传承

    贡卷清晰标注着余思勉的个人信息及家族脉络：余思勉，字洵芳，号松舫（又称“崧舫”），同治乙丑年（1865年）九月初四生于瑞安城西第五巷，为余氏迁瑞第十九代。

    余思勉家族的迁徙史，可谓一部高度浓缩的瑞安文脉传承史。元代，始祖余万三从福建莆田迁居瑞安大典学；清康熙年间，第十二世祖余卓峰迁至县城西北隅第五巷，至此开启了城内余氏的兴盛篇章。余思勉所属的“商忠房”，是大典学余氏多个支系中文脉较为突出的一支，比如，著有《姓氏笺林》《文航漫录》的余学礼，著有《俗字编》的余国光，还有诗人余国鼎、余永森、余澜等。据余氏族人余建勋分析，余卓峰迁居城内前的祖宅，应该就在大典学祠堂南首的“九间”老宅，占地3亩，围墙高耸，前后门台气派，大门前还设有象征功名的旗杆夹。更特别的是，老宅屋脊雕有“鸡儿娘”，这在瑞安沿海一带较为罕见，相传因家族自卓峰起至“国”字辈多为文官武将，以此彰显身份。

    令人惋惜的是，“九间”老宅在20多年前已被悉数拆除，如今余氏宗祠的前院与道路，正是昔日余思勉祖居的遗址。而族谱中一段小小的“断档”，更添几分对历史的唏嘘。由于古时交通不便、信息阻隔，族谱在迁瑞第六代后便全然没了余思勉父亲余瀛彬及后人的记载，城里余氏后裔亦多次寻访一无所获，幸得这份贡卷，才有了将这段家族史重新续接的希望。

    新式教育的薪火相传

    余思勉的教育生涯，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他的授业恩师名单里，既有像朱彝甫这样的传统学者，也有陈黻宸这般开风气之先的近代思想家和教育家。1906年，应恩师陈黻宸之邀，他远赴广州，在两广方言学堂担任讲习——这所由粤秀书院、两广学务处、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复改而成的学堂，是广州最早的外国语高等学校，教授英语、法语及国际交涉知识等，堪称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

    在两广方言学堂的历练，让余思勉的教育视野得以极大拓展。他与同为瑞安籍的教师唐闿结下深厚友谊，两人日后共同倡议成立了瑞安通俗图书馆。余思勉回到家乡后，1919年任职于瑞安官立高等小学堂（瑞安市实验小学前身），并于1921年出任校长。彼时，学校校舍仍是科举时代的旧考棚，阴暗局促，极不利于新式教育的推行。余思勉大刀阔斧，将考棚悉数改建为“光明轩豁”的讲堂，还牵头成立县小学教育研究会，聘请优秀教师，让学堂里的琅琅书声，成为瑞安城里最动人的新声。

    1926年，余思勉做出了一件影响极为深远的事。他力排众议，将校内文昌阁改建为“籀公楼”，以纪念学堂创始人、近代教育家、经学大师孙诒让。亲自筹措资金、参与设计，楼内不仅悬挂孙诒让画像，还设专橱陈列教育文献。项骧、池志澂、胡调元、张棡等文化名流纷纷为其撰联，其中项骧“玉海飞云，杰地自收风月景；籀楼拱瑞，书山多植栋梁材”的诗句，至今仍在瑞安教育界流传。

    除了办学，余思勉对地方文化事业同样倾注心力。1902年，他曾加入孙诒让发起的瑞安演说会，在明伦堂宣讲新知。1925年，针对公立图书馆“藏书多系专门书籍，平民苦无书可阅”的现状，他与唐闿等人筹组通俗图书馆，让文化真正走进寻常百姓家。

    张棡日记里的师友知己

    如果说贡卷勾勒了余思勉的人生骨架，那么张棡的日记，则为这副骨架填充了血肉。在张棡的笔下，余思勉永远是“崧舫兄”——即便他比余思勉大5岁，在私人日记里，也从未直呼其名，这份尊敬，源于对其才气与人品的深深折服。

    两人的交集，早已超越普通朋友。张棡的三舅父李毓芳是余思勉的授业师，1892年余思勉在张棡六叔的爱日楼设私塾时，张棡的从弟伯琳曾拜其为师；1919年，张棡的幼子张崟入读高等小学，三年间成绩始终名列前茅，深得余思勉赏识，他曾对张棡感叹：“崟儿品学为一校之冠，宜善培植之。”

    日记里的片段，还原了两位知识分子的精神共鸣。1895年春，两人拜访池志澂，“余以久阔晤谈，与纵论天下变故，茶罢始返。”1902年，招商局海轮从上海带回《新民丛报》《中外日报》，余思勉第一时间跑到张棡家，两人对着新书报“赞叹不置”；1921年，他们在校长室“纵谈近日人心风俗之坏，太息者久之”。1926年，张棡登上刚建成的籀公楼，大为赞叹，而后在给余思勉的信中写道：“四面开窗，光明向达，真可妥先哲神明，肃诸生瞻拜。”

    1927年9月，瑞安爆发时疫，余思勉不幸染病逝世。张棡在日记里写下“老友余崧舫已染疫逝世”，寥寥数字难掩悲痛。他不仅写下“而今怕踏春城路，桃李垂街尽泪流”的挽联，还特意乘船赴瑞安太平石街余家吊丧。一别成永别。这段跨越二十余年真挚的友谊，最终以一场悲怆的告别谢幕。

    从大典学的九间祖宅到瑞安城第五巷，从清末的拔贡才子到近代的教育实干家，余思勉的一生，正如那份缓缓铺陈开来的拔贡卷，看似波澜不惊，实则写满了对文脉的坚守与对教育的赤诚。而1924年那场战火风波中的归途，则预示了他与故土、与人生、与文化教育的深厚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