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微微 徐心星

    一名出生于瑞安的导演、编剧，一个源于瑞安母女的故事，一部取景于瑞安的电影……“瑞安”从未如此频繁地与一部院线商业电影紧密相连。12月24日，电影《鱼刺》正式在全国上映。电影没有狗血青春叙事，只有朴素的市井质感；没有明确答案，只有开放的情感留白。青年导演张旭煜带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创作的敬畏，将家乡的老小区、海鲜摊、学校、咖啡馆等尽数纳入镜头，用一部聚焦母女情的文艺片，完成了对瑞安的影像告白。

    此前电影在瑞安电影城举办温州首发仪式，张旭煜在首映后，接受瑞安市融媒体中心的专访，与记者畅聊电影的台前幕后故事。他聊电影的创作背景，聊编剧的灵感坚守，更聊刻在温州人基因里的“敢闯”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一位从瑞安走出去，又坚定“走归”拍家乡的青年导演，心中那份滚烫的电影梦。

    问：为什么会聚焦这么一个小故事来拍？

    张：对我而言，故事没有大小之分。做电影最重要的动机，是看哪个故事最能触动自己，能激发充足的创作欲望。这个故事源于 2020 年，当时我想创作一个与家庭、青春成长相关的题材。调研时，我回到瑞安，待了几个月，走访了许多成长记忆中的老场景，比如海鲜市场、游泳馆等，然后就萌生了在瑞安创作一部剧情片电影的想法。有一天，我在望江菜市场闲逛，路过一个卖大闸蟹的海鲜档，摊主是一对母女，女孩十八九岁，正和妈妈一起搬运货物，之后母女俩拌了几句嘴。那个画面充满生活质感，让我印象深刻，挥之不去。于是我就想，能不能写一对以销售海产品为生的母女，有了这个最初灵感，电影故事便慢慢成型了。

    问：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女生视角？

    张：我最初明确想写一个大女主的故事，想跳出自己创作的舒适区。写母子或父子关系，我个人的经验更接近、素材更丰富，但母女关系我无法亲身体会。作为我的第一部作品，我做了个相对冒进的选择，选了需要“够一够”的题材和内容。创作时，我和很多女性朋友交流，获取创作素材。每写一部分戏，我就停下来和她们分享，询问戏写得对不对，是否符合她们的生活，有无不舒服的地方。我把自己放在客观位置，而非完全代入主观感受。我认为创作能跨越性别障碍，情感是共通的，比如青春期与父母的冲突、代际矛盾，男性也能共情。

    问：电影总体偏文艺片，不像以往内地青春片的风格？

    张：有影迷反馈电影影调与中国台湾电影相似，我觉得这和瑞安的地理环境、独特浙南风貌有关。回到瑞安看景时，我发现家乡能拍出有辨识度的影像。电影横跨很多生活场景，其中母女的戏份是在一个老小区里面拍摄的。我找了一些有生活痕迹的地方，不想拍太新的场景，当然电影里也有咖啡馆等新场景。开拍后，我们定的影调标准是朴素、市井气质，所以电影里出现了很多瑞安老城区场景，瑞安的城镇风貌就是电影呈现的质感。这不是刻意为之，布置后摄影机架在那儿，出来的效果就是如此。这也是创作中让我兴奋的地方，回到家乡拍摄，家乡赋予了电影独特影像质感。

    问：我们的电影好像戛然而止，故事还没讲完就结束了？

    张：关于电影的结尾，我们事先在剧本里就设定好了，当时希望有一个开放性的结尾。我有点私心，不想给明确答案。对我来说，拍电影不是写命题作文，不需要提炼点题。影片已传递了我要传达的信息，结尾在它该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

    问：你会怎么给家乡的观众“安利”自己的作品？

    张：我觉得这部电影特别适合带妈妈一起看，家乡观众能在电影里找到很多和家乡的连接，电影里有许多独属于瑞安的元素。

    关于创作

    问：你既是导演又是编剧，创作过程中如何去获得灵感？

    张：每个人写作习惯不同，对我来说，通常需要一个能刺激我的点，可能是一个画面、一句话或某个故事描述，我的创作往往从很小的地方开始。编剧工作就是不停写，灵感不是突然涌现，而是像挤牙膏一样挤出来的，也不玄乎，就是每天按时抽空坐在固定地方，要求自己进入创作世界。大家觉得文艺工作需要才华横溢的人来做，其实和技术工作一样，需要长期保持耐力和毅力。写剧本时，能写出来的时刻大概只占 10%，90%的时间在磨蹭、内耗、找切入点，大量时间是自我等待的过程。就像你走入荒原，有人告诉你，上面有 10 个水龙头，你需要不停摸索，不知在哪儿。可能找了半天突然摸到一个水龙头，一打开，水就哗啦啦出来了。这时，你能写好一阵子，然后水流干了，又要找下一个，这就是我创作的感受。其实，我是一个非常低产的编剧，写故事是因为想拍摄，想把它变成电影。编剧工作对我来说，是为电影拍摄提供施工图，要把它变成电影，还要考虑很多客观因素。如果没有蓝图，可能什么都没有。编剧提供故事雏形，没有编剧创作，后面都无从谈起。当然，有剧本也不意味着一定能拍成电影。所以对新人导演或编剧来说，如果有项目能投入拍摄，一定要抓住机会，因为机会很稀缺。

    问：为什么说这部电影是送给家乡的影像情书？

    张：温州人有很强的家乡情怀，我回来拍这部电影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有义务把家乡影像推到更广阔舞台，让更多人看到。外地不熟悉温州的人，可能对温州存在一些刻板印象。我十五六岁时，一家人去上海定居，跟别人提起是温州人，他们就会给我贴标签。我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观众看完感受到原来温州是这样的，尽自己所能改变大家对温州的固有印象，这和拍电影一样让我有成就感。

    问：未来会关注哪些题材？还会继续将镜头对准家乡吗？

    张：我不敢说长远创作规划，至少下一步还是希望能回瑞安拍，聚焦小城市生活。中国很大，由众多小县城组成，这里有着最真实的生活面貌，我想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生活。我特别同意贾樟柯导演的话，他在汾阳生活 20 多年后，不太了解家乡汾阳的样子，后来去了北京、世界各地，与家乡物理距离越来越远，他才能够找到家乡的坐标。我的感受和他非常相似，在家时对家乡感觉模糊，离家远了才真切体会到“游子思乡”。在我看来，辨认事物需要一定距离，审美也需要距离，“离开”后才能找到它的美感。出门在外，听到温州话或“温普”觉得很亲切，在北方城市看到温州大排档或海鲜面馆，就感觉不是异乡，找到了与故土的连接。记得在巴黎坐地铁，身边大部分人说法语，无意中好像听到一句熟悉的温州话，那一刻特别奇妙，在异国他乡的地铁上完成了与故乡的连接。

    关于家乡

    问：家人对你拍电影有什么评价吗？

    张：之前的短片我都不好意思发给家人看，每次拍完自己都觉得拿不出手。今天妈妈、小姨、叔叔还有表哥都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在家人面前展现成果，有点像小时候参加文艺晚会上台表演节目，台下坐满亲戚朋友。但到了我这个年纪，有更多时间和家里人沟通，是件挺美好的事。家人对电影行业理解还是有一些偏差，知道我拍电影时认为我在闹着玩，后来知道电影得奖了，又把我架到另一个高度。其实没太大变化，对我来说生活没发生实质性改变，我还是按部就班完成该做的事。

    问：家乡瑞安带给你哪些影响？

    张：身为温州人，我基因里可能有一种敢为人先的生活态度。家里没人干过拍电影这事，我就想干。即便大学学的不是电影相关专业，但我觉得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这可能是温州人“敢闯”精神的传承。拍电影需要长期坚持，不是一蹴而就的，从小生活经历也告诉我，想做成一件事需要长期投入，不要计较眼前收益，要敢“豁”出去。

    问：这几年回家，感觉家乡的变化大吗？

    张：近几年经常回来，我感觉家乡变化很大，有时甚至认不出来。我对瑞安的印象停留在 2005 年，比如小时候和表哥骑自行车去海边抓螃蟹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一片工业园区，建起了新住宅、商业综合体。瑞安整体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每次回来都觉得瑞安不是小县城，它很现代化、很宜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