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林垟，世人皆知其是“前街后湖、埠头林立、桥多水秀”的江南水乡，是春天油菜花飘香、初秋稻浪翻滚，充满人间烟火与诗情画意的地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个如今隶属于南滨街道的集镇，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有过一段集体企业辉煌耀眼的记忆。
彼时被当地人称为“林垟四大厂”的瑞安电动工具厂、瑞安二轻机械厂、瑞安林垟机械厂和瑞安五金机械厂四家集体企业（以下简称四大厂），从乡村互助合作组织起步，历经岁月洗礼，一度成为瑞安二轻系统中的翘楚，声名远播。1997年前后，因受多种因素影响，四大厂相继完成改制并退出历史舞台。
四大厂从何而来？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为何又在相近时段淡出视野？仲春时节，笔者一行带着这些问题走进林垟，查阅历史资料，走访数十位老职工，实地察看企业旧址，试图拂去岁月尘埃，还原这段被时光掩埋的工业记忆。
响应国家号召 从互助合作起步
林垟位于瑞安市东南部，境域总面积8.7平方公里。历史上行政区划多有变更：1953年设镇，1961年改称林垟公社，1984年复为林垟乡，1985年撤乡建镇，2000年并入飞云镇，2011年划归南滨街道。新中国成立前后，林垟作为瑞平平原万全垟粮仓的核心区，农业占据主导地位，尚无现代工业企业。
1954年，国家提出在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的同时，相应发展轻工业、地方工业和手工业，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林垟人积极响应，纷纷行动起来。
砖瓦业起步最早。叶鹏，林垟林北村人，今年75岁，原瑞安电动工具厂职工。在东林社区会议室，他告诉笔者：“1954年2月，林北村制砖瓦个体户叶德庚、叶碎娒合伙成立了林北砖瓦互助组。1958年3月，林垟蔡桥村砖瓦厂并入，成立林垟砖瓦厂，陈光平任厂长。工人31人，占地120亩，就地取土，手工制作砖瓦，供应周边乡镇村民建房之用。”
机械加工业同步萌芽。位于林中村的瑞安二轻机械厂，由铁器社发展而来，厂区四面环湖，占地10.7亩，7幢厂房并排而立。虽早已停产，但从厂区布局仍可想见当年规模。今年83岁的谢作模是林垟本地人，1958年加入铁器社，直到1997年企业解散才离开。他回忆道：“铁器社于1954年5月成立，负责人是林虬。初创时共8人，主要生产锄头、菜刀、柴刀等农具和生活用具。1971年3月改名为林垟农械厂，1977年改称瑞安二轻机械厂。”
木器业发展为两家机械厂。郑碎弟，今年80岁，林垟直洛村人，1961年3月进入林垟木器社当学徒，1970年起担任厂长，1980年辞去厂长职务，1997年离开瑞安林垟机械厂。他告诉笔者：“林垟木器社是1954年3月组建的，当时林北、林中、林南、西湖四个村的方木、圆木和油漆匠共41人入社，负责人是金恒火，主要生产衣柜、木床、橱柜和桌凳等。1970年2月改名林垟木器机械厂，1980年拆分为瑞安林垟机械厂和瑞安五金机械厂。”
由此可见，四大厂起步时间相近，均由个体手工业者自愿组成合作组织，由分散作业转向集体生产，逐步发展壮大。
抓住机遇促发展 “八仙过海”显神通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集体企业迎来了快速发展机遇。林垟四大厂借改革开放东风，各显神通，不断做大做强。
据叶鹏介绍，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因砖瓦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廉，农村砖瓦厂遍地开花，行业竞争激烈，效益普遍下滑。1969年2月，林垟砖瓦厂停止生产，转而创办仙降电机厂。新厂成立伊始，即将技术革新和新产品研发放在首位。厂方从社会招聘陈春更、陈锦玉、余兆道、戴品均、余万松5名青年，与原砖瓦厂职工叶鹏等6人组成技术攻关小组，并从平阳郑楼借调杭州电力学校毕业生陈尚冲担任技术员，7人合力主攻电焊机、矿山变压器和电子变压器等产品。经过两年努力，研发出6款适销对路的新产品，投入生产后企业迅速壮大。1972年冬，企业更名为瑞安电动工具厂，在林北村征地23亩，建起纵深169米、拥有8幢厂房的厂区，职工达297人，设冲压、精工、模具、翻砂、白铁、油漆、热处理和装配8个车间，主要生产电钻、冲击电钻、手枪钻、磁座钻和电动葫芦等。1978年1月，企业上划瑞安二轻局管理。1985年3月，创办直属的瑞安电扇厂，生产“飞云牌”“佛顶山牌”家用风扇，职工增至462人，年总产值达860万元，成为瑞安域内颇具影响力的集体企业。
瑞安二轻机械厂发端于铁器社，其前身曾称林垟农械厂。金振锐，今年71岁，林垟林北村人，1971年9月进入铁器社当学徒，直至1997年企业解散。他对往事记忆犹新：“林垟农械厂一成立，便瞄准温州作为全国印刷基地的特点，主攻印刷机械生产。1977年12月，更名为瑞安二轻机械厂，同时划归瑞安二轻局主管。1978年上半年，在林中村建成新厂房，占地10.7亩，共有7幢建筑，职工169人，主要生产Z524牌四开小型印刷机。1991年更名为瑞安精密机床厂，在林北村再征地40亩，建成3幢总面积7600平方米的大厂房，分设精加工、装配和综合三个车间，职工增至330人，主要生产C0630牌精密机床，并仿制德国海德堡大八开印刷机。当年产值达1300万元，在瑞安七大国营和大集体企业中位列第五（仅次于瑞安百好乳品厂、瑞安远东蛋品厂、瑞安综合糖厂、瑞安机床厂）。位于林中村的老厂房则改为铸造分厂。1992年6月，瑞安精密机床厂更名为温州鹏飞集团，生产任务不变。1997年9月作为集体企业宣告解散。”
郑碎弟回忆其主政的林垟木器机械厂时说：“我们厂主攻机械加工，生产C617和C618型车床，销往国内各地。设有翻砂、精工、钳工、装配、油漆和模型车间，产品供不应求，效益很好。1975年12月底统计，工人月工资最高46.5元，最低43.5元，略高于国营企业水平。1977年12月被瑞安县二轻局接管。1980年2月，一厂拆分为两厂——瑞安林垟机械厂和瑞安五金机械厂，‘林垟四大厂’的名号从此在当地传开。”
四大厂的电力保障亦可佐证其当年规模。曾任林垟电力管理站党支部书记的郑积彬（林垟直洛村人）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四大厂都安装了专用变压器，容量均在100千伏安以上，最大的是瑞安电动工具厂，变压器容量为250千伏安。四大厂用电量一直占全镇工业用电量的九成以上。”叶鹏补充道：“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因电源性缺电，林垟地区供电一度紧张。四大厂都购置了柴油发电机组，电网供电紧张时自行发电，解决燃眉之急。”
三大因素综合作用 四大厂集体退场
1997年3月至10月，瑞安二轻工业公司先后四次召开企业股份制改制会议，林垟四大厂随之宣告解散。
经历四十余年风雨、颇具规模的企业何以在相近时段集体退出？在东林社区会议室，老职工们你一言我一语，逐渐拨开历史迷雾。
一是国家经济政策调整，集体企业难以适应。四大厂诞生并成长于计划经济时代，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部门计划调拨。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国家逐步“断粮断奶”，取消统购统销和保护性政策，推行承包、租赁和股份制改革，政企脱钩，明晰产权。原本依托旧体制架构运行的集体企业一时难以适应，纷纷陷入困境。
二是受市场经济冲击。市场经济以市场配置资源、价格决定供需、竞争为基本法则。而四大厂长期形成的产权模糊、机制僵化、决策滞后、人浮于事等问题，在进入市场竞争后暴露无遗。思想保守，技术研发滞后，资金周转缓慢，在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环节逐渐丧失优势，关停并转在所难免。
三是职工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一些职工集体意识淡化、企业归属感减弱，不再以厂为家、爱岗敬业，而是更多关注个人利益。停薪留职、跳槽、辞职等现象大量出现，企业凝聚力和向心力受到严重削弱。
上述因素相互交织，最终导致四大厂在1997年前后集体谢幕。
四十三载风雨路 既有艰辛亦有喜
在集镇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四家工厂、1200余名产业工人，这在当年的农村堪称盛事。虽时过境迁，但四大厂生产和职工生活的往事，至今仍为林垟人所津津乐道。
不惧艰辛奔波，只为拿到更多订单。郑明勇，今年74岁，1971年进入林垟木器机械厂，直至1997年企业解散。他曾担任厂里的采购销售员，回忆当年出差情景仍感慨不已：“出发前到财务科借路费1000元、全国通用粮票30斤，带上简单行李出发。从瑞安坐汽车到温州，再乘轮船前往上海，在上海火车北站排队买票，前往东北或西北。最苦的不是推销产品，而是买票和长途乘车。上海火车北站车次少、旅客多，排队买票少则一小时、多则三小时，当天的票肯定没戏，隔日票能买到站票就算运气好。我们常常买站票上车，三十多个小时的行程实在熬不住，就买一张报纸或一段两米长的塑料薄膜，困得不行时往座位下一铺，蜷缩着眯一会儿，脚臭味、呼噜声、地上脏都不管了。冬天在东北，冻得硬邦邦的窝窝头咽不下去，就用筷子使劲往喉咙里压，硬吞下去。为了给厂里拿到订单，什么苦都吃过了。”
职工身份成为婚恋加分项。当年四大厂的工人在林垟当地颇为耀眼。谢作模讲了一件趣事：“大约在1983年，瑞安林垟机械厂一个小伙子要找对象，消息传出，附近村庄有适龄姑娘的人家都有意与他结亲。阁巷乡一名姑娘已考取高中，正在读高一，经人介绍与小伙子见面后双方都很满意。女方父母担心小伙被别家‘抢’走，催着女儿订婚，结果她高中只读了一年就辍学了。”
如今，林垟田野里的油菜花依旧在春风中飘香，而当年四大厂的机器轰鸣声、工人们的忙碌身影，早已成为镌刻在时光里的记忆。值得欣慰的是，这段工业血脉并未完全中断——在瑞安南滨街道的林垟工业区，仍有多家机械、机电类企业正常运营，其技术源头或职工传承，不少可追溯到当年的“林垟四大厂”。当年的技术积累与市场经验，以这种新的形式延续下来，为这片水乡留存了一份工业薪火。
（感谢南滨街道东林社区为本文采写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