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都没提，也从不以此邀功。”
近日，面对找上门来的记者，徐志方反复说着这句话。
徐志方口中的“他”，是指其父徐立夫——一位扎根乡村、教书四十三年的老教师。而徐立夫“没提”的，是1955年帮彭文席向《新少年报》投寄《小马过溪》（后改名《小马过河》）并代领13.5元稿费的事。
2026年盛夏，记者翻阅本土文史资料，无意中“找到”徐立夫的“踪迹”，不承想，由此发现徐、彭两位老人长达半个世纪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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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丙午马年新春刊发的《第二次握手——彭文席与一匹“小马”的百年回响》一文中，记者曾写到：“彭文席当时投稿、领稿费都是托老同事徐立夫代劳的……”写该稿时，记者曾打听徐立夫的相关情况。未果。因其不是该稿的叙事主线，就暂时搁下。
近两年，瑞安市融媒体中心编辑团队在做瑞安文史资料的整理、上传工作，今年7月的某一天，记者在《瑞安旧联今读》（上中下三册）中偶然发现署名“徐立夫”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其中一篇《徐立夫题赠彭文席联》，看后让记者大呼“得来全不费工夫”。
“文托微言阐哲理；席登大系铸丰碑。”在这篇文章中，徐立夫用短短数百字，介绍了该联的创作背景、彭文席的生平、《小马过河》获得的荣誉等。
文中提到，1980年彭文席到北京领奖回来，此后《小马过河》入选各类书籍，并被改编为连环画等，“我感到很高兴，欣然命笔，写下这副联，送给彭文席老师作纪念。”徐立夫这么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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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文中，徐立夫还提到：“当时我在周苌小学担任五六年级教师，彭的长子彭茂桐还在我的班里，故我经常到他家聊聊，所以他把《小马过河》的稿子托我代寄……”这几乎是目前能找到的、徐立夫对于代寄稿件的唯一“公开”发言。
但是，记者与彭茂桐、徐志方三人核对年份与细节时，发现徐立夫写这稿时，因年代久远，有些记忆交叉、混淆了。
彭文席创作《小马过河》是1955年在莘塍区中心小学担任代课老师期间，稿件是在1956年2月13日《新少年报》上刊登的，而彭茂桐是1950年出生的，1957年到周苌小学读一年级。徐立夫帮彭文席代寄稿件时，彭茂桐还未上小学。
由此可推断，“徐立夫家访时认识彭文席，从而帮他寄稿”一说不成立，二人在此前应该就已相识相知。
因为档案的缺失，以及同时期的人相继故去，徐、彭二人是从何时开始有交集的，一时查找不到。但据徐志方、彭茂桐各自回忆，记者发现，二人早期的履历中，有一个共同的点：周苌小学。
彭文席于1946年瑞安中学高中毕业后，因家道艰难无法继续求学，返乡到周苌小学当了一名教师。1953年为圆大学梦，在先后担任三所小学教导主任的情况下辞去正式教职。无缘大学后，到各校担任代课教师。
“父亲19岁开始教书。”采访中，徐志方向记者提供了一张发黄的《浙江省中小学教师职务考核评审情况简表》（下称《简表》），在工作简历一栏，徐立夫填写了自1947年代课、1949年正式参加工作，至1989年间的执教履历，工作过的学校包括新安小学、樟岙小学、吴桥乡小学、云江乡小、周苌小学、仙降小学等。“父亲去的都是师资较差、没人愿去的农村学校，那时条件艰苦，路差难走，他都是‘打路走’上班的。”在徐志方的印象中，那个年代，乡村学校经常撤并、更名，教师调配很频繁，“父亲进出周苌小学就有三次！”
在1955年之前，徐、彭二人是否曾同期在周苌小学执教？记者采写此稿时，没有找到相关的史料，但可以肯定的是，年纪相近、同为那一带的乡村教师，他们彼时是相互认识且互有来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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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彭文席创作了《小马过溪》，为什么会委托徐立夫代为投寄呢？两位当事人已然故去，但设身处地上世纪五十年代，不难发现缘由。
在此前，彭文席已有在《文汇报》等发表文章的经历，而稿件寄到《新少年报》后很快就发表出来，这表明他当时的投稿行为是被报社正常接收和采纳的。而之所以请徐立夫代为寄投，主要原因还是其当时担任代课教师，工作流动性大、临时性强，万一调换学校，退稿或样报、稿费容易丢失，找徐立夫帮忙，就有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收发渠道。
此外，记者2000年采访彭文席时，他曾提及：“在那个特殊年代，报考大学已被视作‘好高骛远’，身为代课教师还试图发表文章，更易被视为‘不安于工作，有非分之想’。”徐立夫代为寄投，可完美地避开这些非议。
至于投稿之前，有没与同为语文老师的徐立夫商讨一些细节，这已无处可考了。倒是徐立夫的女儿徐如心提及：“父亲曾说，当年领到稿费后，彭老师请客吃面，一人一碗，还加了一个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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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55年徐立夫的帮忙只是“举手之劳”，是出于熟人之谊，那此后，他给予彭文席的精神支持，就更难能可贵了。
据彭茂桐回忆，1957年起，父亲因家庭成分和海外关系等问题，被取消了代课教师资格，回家务农二十余年。“在那个‘家族成分论’的年代，我们一家是被歧视与孤立的，走在路上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彭茂桐说。但是这样的生活里，也有一些温暖的情景。“逢周六周日，赶上下雨天父亲休息时，徐老师偶尔会来我家小叙，有时我母亲会留老师吃便饭。”
徐立夫担任彭茂桐的语文老师，是在其五六年级时，按时间推算，应该在1961年至1963年。这个时候，两人叙什么呢？徐、彭二人有很多相似之处，如各自都有四儿一女，却因种种原因未能求学；作为彭茂桐的语文老师，知道他品学兼优、成绩连年第一，却眼巴巴地只能看着他辍学……家访的话头从孩子的学业说起，再落到各自的困顿处，在那个年头，能有个坐下来说说话的人，也是温暖的慰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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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徐志方介绍，父亲徐立夫1928年出生于仙降金山村，初小就读养正学堂，高小就读仙降小学，初中曾在私立毓蒙工业职业中学就读一年，后就读瑞安县立简易师范学校（即后来的瑞安师范学校），1947年毕业后参加工作。
妻子是家庭妇女，徐立夫一人要挑起一家七口的生计，那时教师待遇不高，农村文盲率又高，工作之余，徐立夫几乎承担了附近村庄的文书工作，帮人写“分家书”、婚联、上梁联等。“帮人写的信，更是数不过来。村里人淳朴，每到过节，都送粽子、蛋之类表示感谢。”
热心公益，也得谋生。“快过年时，父亲就写了对联挑出去卖。要写几千副，有一次累得都流鼻血了。”徐志方说。
五个儿女成长在特殊年代，均未能好好求学，身为教师的徐立夫应该是不无遗憾的。他一直教导儿孙“破手艺、强富户”，强调掌握一门手艺，远比富裕人家坐吃山空强。在这一教育理念下，辍学的几个儿子相继做了木匠等。徐志方系第三子，兜兜转转，最后当了教师，在父亲影响下，加入瑞安市书法家协会、瑞安市诗词学会。而经年累月的书香墨香熏陶，也让这个家族成员亲近笔墨纸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都写得一手好字。孙子徐乐庭更是传承了他的衣钵，从事青少年书法教育，其家庭被评为瑞安市文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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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人晚年有来往吗？”
“有！”徐志方乐呵呵地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彭老师和我父亲都退休了，彭老师的女儿海平家在仙降，两口子来仙降女儿家，都会顺道来我家看我父亲，一年通常有两三回。”
“两人都聊什么呢？”“两人坐在一起像是有聊不完的话，一聊就一整天的。说话都很轻的，我偶尔听一些，发现他们都很关心国家大事，骨子里都是很爱国的。”
与彭文席1986年退休后接手主编《小花朵》，跨过飞云江与儿童文学“第二次握手”不同，徐立夫的人生轨迹大部分留在飞云江南岸。
他1987年退休后参与书法研究和诗词创作、吟诵活动，作品散见于飞云、仙降、平阳等十里八乡的亭台楼阁、祠堂、宫庙、牌坊、老人公寓等，是瑞安市诗词学会、瑞安市玉海研究会会员，曾担任《仙降乡土文化选编》的副主编，带着儿子徐志方抢救性搜集整理了许多地方史料，如《鼓词段头儿》等。2007年冬，该书定稿时，部分编写人员合影留念。这也是目前能找到的徐立夫和彭文席唯一一张合影。
2014年，徐立夫将生平著述结集《清水斋翰墨选》付印，周苌公社中学老同事、《瑞安旧联今读》主编张瑞雯为之写序，评价：“徐老实实在在教了一辈子的书，桃李芬芳，完全无愧于‘最美乡村教师’的称号……可惜的是，徐老世居仙降，一辈子教书没离开过仙降，受地域限制，又甘居淡泊，不肯钻营，错失不少扬名发展的机会，过了飞云江影响就不大了。”
但是翻看《清水斋翰墨选》，看他的自书联：“无情岁月增中减，有味诗书苦后甜”“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淡如秋水闲中味，和似春风静后功”……还是能管窥他的品性；他书法楷、行、草俱佳，是温州书法家协会会员，尤喜“何绍基体”，“何绍基体”强调重骨不重姿，喜欢这种风格的人，内心往往刚毅而有风骨。
有才华且有风骨的人，身边自不乏同道挚友。郑熹、许希濂、白希良、陈其良、郑心增等瑞安知名文化人，多与他通过书画诗词相互赠答、切磋交流。省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今年96岁的李永琳先生1961年担任仙降区小学校长，由此与徐立夫结识。接受采访时，他高度评价徐立夫的为人：“他低调、内敛，他做这事，纯粹是基于对彭文席才华的认可和境遇的同情，而非任何功利的目的。偶然提起，也是轻描淡写的。”
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徐立夫给彭文席共写了两副联，除前面提到的贺联，还有一副挽联：“文章惊海内，小马扬威夸世界；硕德仰群黎，大家风范树人间。”
2020年，徐立夫因病去世，享年93岁。在他的遗物中，有一张2009年6月1日的《瑞安日报》，上面刊登了5月27日彭文席去世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