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猛补

    南宋绍兴六年（1136）秋，一位名叫张頠的瑞安乡绅向知州条陈水利之策，竟由此获得面见天子的机会。笔者以存世文献与友朋书札为据，追踪这位“特奏名”出身的义士在乡邦与庙堂之间的浮沉轨迹。

    一个“非正途”出身的

    “温州进士”

    张頠，字叔靖，瑞安县集善乡陶山人。据嘉庆《瑞安县志》所载其家族科举履历，自北宋元丰至开禧年间，张氏登科者凡十三人。其父张时敏为元丰二年进士，官至宗学博士；叔父张时宪为元祐六年进士，任上虞县丞。然张頠本人未登正科，《宋会要辑稿》仅称其为“温州进士”。

    此“进士”当指特奏名（注：宋代科举制度有一种特殊规定：考进士多次不中者，另造册上奏，经许可附试，特赐本科出身，叫“特奏名”）出身，而非经省试、殿试之正奏名进士。在重视“正途”出身的宋代官僚体系中，这一身份，或许早已暗伏了他日后在中央政坛的尴尬与局限。

    乡邦建功，庙堂失意

    宣和三年（1121），方腊起义军南下犯温，永嘉楠溪江人俞道安聚众十余万响应，八月围攻瑞安县城，并分兵由桐岭南下。张頠“率领芳山、集善二乡兵守桐岭，寇至不敢入”（弘治《温州府志》），使瑞安县城免于合围之厄。此次地方武装自保行动，初显其组织才干，然功绩并未获朝廷褒奖，仅见载于地方志乘。

    至南宋绍兴六年（1136），浙南大旱，饥荒蔓延，张頠向温州知州章谊建言：趁农隙之际，以赈济钱粮募民兴修水利，既可蓄水灌溉，又能以工代赈。据《宋会要辑稿》载，其具体方案为：“本州委瑞安县主簿同张頠前去集善乡陶山湖，劝率豪户，情愿出备谷米，给散贫乏人，同共修筑陂塘，蓄水灌溉，因便赈济小民千余家。”该工程最终“溉田万余亩”，“小民就食者且千人”（《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

    章谊遂上书朝廷，称张頠“素有文行，众所推许”，朝廷乃“召赴行在都堂审察”。此次入对，张頠向高宗上《中兴十策》，主张整军经武、收复失地。然其时朝中议和声浪日高，其策“忤执政，不合”，张頠遂“归，卒于家”。

    诗札中的晚年

    关于张頠生平事迹的记载，至此几尽；对其交游情况，正史亦语焉不详。幸而笔者从郑刚中《北山文集》等文献中，发现了与张頠往来书札及赠诗，为复原其晚年心境提供了珍贵史料。

    郑刚中，字亨仲，金华人。绍兴二年进士，五年任温州军事判官，故与张頠交遇，其记述尤可征信。其在《寄赠张叔靖》中写道：“堂堂张侯好眉宇，照人冰玉无尘土。”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张頠清朗的外貌与风神。全诗又述二人初交之契：“忆初解后共杯盘，姓字未通心已许。”别后重逢之欢：“何如策马忽东来，扣我柴扉叙寒暑。”以及精神相契之深：“使人频岁饥渴心，如饮甘泉饷腵脯。”

    在《与张叔靖》书中，郑刚中述及绍兴六年间旱灾对地方生计的冲击：“今年夏，不雨，薄土硗恶，粒谷不登场，淖糜不给，怀抱亦营营尔。”可见张頠兴修水利以赈灾之议，实出于对民生疾苦的深切体察。

    张頠归乡后的生活状态，则见于郑氏《和张叔靖三绝》其一：“学圃自缘非肉食，杜门谁谓避闲名。大都野性如麋鹿，不争将身朝市行。”表面看来是甘于田园，实则隐含政治挫败后的自我排遣。另一首《赠张叔靖》更直言：“穷达乘除自有天，岂须腾上赋鸢肩。千牛疾解多忧折，十驾徐行未必鞭。再上公孙方见用，蚤成贾谊晚堪怜。”以贾谊早年得君而终遭贬谪为喻，隐含对张頠怀才不遇的深深惋惜。

    郑刚中寄赠之诗尚有“使人频岁饥渴心，如饮甘泉饷腵脯”之句，可见二人交往之深与精神共鸣之切。其《送张季平归永嘉》云：“知君久作陶山梦，无意相从郑谷游。”又《与张叔靖》书云：“去秋握手，无十日从容之欢；隔阔相疏，已抱经年之恨矣。”“季平久在甥舍，今挈家而归，想手足得相之欢，倍于畴昔。”同书又云：“今日天寒，得酒欢甚。亟写此书，凭季弟达之，并有一诗奉寄。”知此“季弟”即季平，为陶山人，乃张頠之弟。可补瑞安方志的缺。

    除了郑刚中，张頠的交游圈中还有林季仲这样的诗友。林季仲，字懿成，号竹轩，永嘉人，宣和三年进士，官至吏部郎，因反对秦桧的主和主张，被罢去官职，寓居瑞安，与张頠交，曾作《张叔靖咏萤次韵》。诗中那在“榛莽荒秋雨”中“挟明如自喜”的流萤，何尝不是张頠的写照？他如同一只青荧的萤火，代烛临卷，虽身处腐质与危踪之中，却依然散发着微弱却坚定的光芒。

    “义士”形象的确立

    张頠水利赈灾之策，在技术层面并非孤例。两宋之际，以工代赈已屡见于官府救灾实践，其创新处在于由地方士绅主动倡率，并协调豪户出粮、贫民出力，形成一种“官督民办”的水利兴修模式。

    在此模式下，张頠的身份介于官府与民间之间：他既非在职官员，却又获得瑞安县主簿协同办事之授权；其号召力主要源于地方声望及家族在乡里的根基。这种地方精英主导公共工程的做法，实为南宋乡村社会治理中一种常见的“非正式权力”运作方式。然而，当张頠试图将这种地方事务中积累的干练之才转化为国家层面的政治建言时，其“进士”身份（且为特奏名）的局限性便暴露无遗。在南宋官僚体制中，特奏名进士的仕途通常止于州县幕职，罕有参与中枢决策之机会。张頠虽因章谊举荐获得面圣机会，但其《中兴十策》一旦触及和战大政，便立即触碰了政治红线，终致铩羽而归。

    所幸的是，张頠身后在瑞安地方祠祀中占有一席之地。据弘治《温州府志》载，南宋末年县令赵良垣议建于三贤堂，“祠王公济、八行赵霑、义士张頠”。王公济即宣和年间守城御寇之县令，赵霑系以八行科荐而不就之隐士，张頠与之并祀，其地方“义士”形象由此确立。

    纵观张頠一生，他在朝堂之上虽因“忤执政”而黯然退场，未能在正史中留下浓墨重彩的政治篇章，但在瑞安的故土之上，他却以另一种方式在乡民的世代传颂中，被定位为乡土守护者与水利建设者，获得了比庙堂功名更为绵长、更为真实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