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爽
每年新学期开学时，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最为繁忙。追溯百年前中国近代教育史，瑞安人在教育领域倾力奉献，犹如群星璀璨，竟有一门“父、子、侄”三人执掌一省教育大权。他们就是瑞安黄氏家族中的黄体芳（1832—1899）、黄绍箕（1854—1908）、黄绍第（1855—1914）。三人中进士后，均进入翰林院任职，之后又从翰林院出发，先后分赴各地担任学政、提学使，执掌一省教育事务。
学政，全称提督学政，俗称学台，属于钦差性质的差使，没有固定官级，保留官员原本的京官品衔，地位与总督、巡抚平级，原则上不受总督、巡抚直接管辖。学政是一省教育事务的最高主官，掌管一省学校政令、岁科两试，负责考核教官、生员，整饬学校文风等。光绪三十二年（1906），朝廷废除科举、推行新式学堂，裁撤各省提督学政，改设提学使。提学使归学部与省督抚双重领导，属于地方行政官员，为正三品实官，掌管一省新式学堂、游学、学务经费等事务。也就是说，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都曾担任过一省的教育主官。今特梳理、盘点三人从事教育的经历，以及他们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的贡献。
黄体芳：任职最久的省级学务长官
学政由皇帝亲自从翰林、詹事等进士出身的部属官员中选派，每省设一人，任期三年；但并非每个翰林都有外放机会，需经考核选拔，竞争十分激烈。学差是翰林等京官梦寐以求的差事，历来有说法：“承平时，京官最称清苦，翰林翘首望差，阅三年得以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生用之不尽。”黄体芳、黄绍箕父子的好友李慈铭中进士后九年都未曾得到学差，他在1889年七月初八日记中记：“是日，简放学差，余又不得命。两年两试，两取第一，而皆付沉沦，此自来所无，非政府力沮之不至也。”可见学差一职确属难求，而黄体芳便是翰林中比较幸运的一位，先后历任福建、山东、江苏三省学政，前后共计十年左右，是黄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省级学务长官。加上先后出任顺天乡试同考官、贵州乡试副考官、福建乡试正考官等职，黄体芳也是黄氏家族里从事教育行政管理时间最长的一个人。
在山东学差任满时，黄体芳选取当年岁科考试的优秀文章汇刻为《山左校士录》，在序言中这样写道：“予不敏，惟愿应试诸生，进其所长，去其所短，枕经籍以养其才，据理窟以扩其识。毋凿险而缒幽，毋别驱而横骛，以蕲合乎先民绳尺，而蔚为国家有用之才。”黄体芳任职学政期间，怀揣教育情怀，肩负着“衡文校士，崇尚实学，振兴士风，维护道统”的强烈使命与责任。
1882年，黄体芳仿照杭州诂经精舍，在江苏江阴创办了南菁书院。书院除教授学生经史辞章外，还兼习天文、算学等内容，它既是晚清江南规模最大的教育试验场，也是当时江苏全省的最高学府和教育中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黄体芳一生最重要的教育实践与成就，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
黄体芳在江苏不仅创办了南菁书院，还打破了晚清学政的任职惯例。按照清代学政三年一任的规定，他第一任江苏学政任期届满后，本应回京复任原职，却奉旨以兵部左侍郎、二品官衔留任。他在一地连任两届学政，这在晚清学政任职史上并不多见。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黄体芳辞官后，仍应邀担任开封信陵书院讲习，出任南京文正书院山长，继续为国家培育人才，践行他未竟的教育抱负。据记载，他去世前两年，即1897年，仍在安庆敬敷书院任教。1898年，清末大儒浙江德清俞樾辞去执掌三十一年的杭州诂经精舍山长一职后，浙江巡抚廖寿丰聘请黄体芳接任，黄体芳尚未赴任，便在同年五月辞世。黄体芳堪称为教育事业奋斗终身。
黄绍箕：卒于任上的提学使
和父亲黄体芳相比，黄绍箕在出任湖北提学使之前，大部分时间都在京师任职，从翰林院外放做官的时间相对较晚。另一处不同是，黄绍箕拥有近代高等教育视野。这段在京师为官的经历，让他结识了一大批各层级京官，尤其是翁同龢、盛昱、王懿荣、康有为、梁启超等名流。凭借黄绍箕的人脉，瑞安士人得以和国内名流开展广泛交流，对推动瑞安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黄绍箕后期的教育经历，一定程度上受到张之洞的影响。张之洞与黄体芳是同榜进士，二人志同道合。黄绍箕是张之洞门生，后来张之洞之兄的女儿嫁给了黄绍箕。张之洞主政湖北时，邀请黄绍箕到湖北协助办学。黄绍箕遂成为张之洞幕府的得力干将，也是张之洞推行教育理想的重要助手，先后担任湖北两湖书院监督、湖北全省学务总办、湖北提学使（兼任湖北存古学堂提调）。
黄绍箕是晚清学政改制为提学使后，首批出任省级教育官员之一。在提学使任上，他积极整顿地方学务，创办湖北实业专门学堂、湖北师范学堂、商业中学堂等多所新式学校，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正当他一心扑在教育事务上准备大展身手时，却不幸积劳成疾，于1908年1月（农历1907年十二月廿三）英年早逝于任上，时年54岁。出殡当日，湖北学界数千人执绋相送，全国学界同声哀悼。
黄绍箕也为推动近代温州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与孙诒让、黄绍第等人共同发起创办瑞安学计馆，出任瑞安普通学堂（由学计馆、方言馆合并而成）总理，联络在京温籍官员助力推动温处学务分处的成立。
黄绍箕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主要有三：其一，与柳诒徵合著《中国教育史》，被视作中国教育史领域早期的开创性著述之一，该书不仅融合传统教育与东西洋学制，还专门论述女学、胎教，教育思想颇具超前性；其二，先后担任京师编书局、学务处编书局监督、京师译学馆监督、京师大学堂总办，参与筹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推动了中国新式高等教育的早期探索；其三，率提学使团赴日本考察学务，将近代西方与日本的学校管理制度引入湖北，从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到办学经费筹措，初步建立了规范制度，为后续全国省级教育行政体系的成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黄绍箕一生将教育视为“身心性命之事”，不遗余力改革旧教育、兴办新学，把儒家教育理论与西方教育理念相结合，力主教育革新。他在湖北教育史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业绩，是近代名副其实的教育家。
黄绍第：官阶进阶较快的提学使
黄绍第出身于书香门第，是黄体芳二兄黄体立之子。黄体立（1830—1875），咸丰六年进士，授刑部福建司主事（六品），兼河南司主稿总办。瑞安黄氏科甲鼎盛，曾有“一门五进士”之誉，其中黄绍第家就占三人，其子黄曾铭为清末工科进士，祖、父、子三代同登进士第，实属罕见。
黄绍第自翰林院出仕后，曾于1893年担任湖南乡试正考官，1894年任江南乡试副考官，1897年任福建乡试副考官，1902年兼任湖北乡试监试官。他主持科考不拘常格，选拔了诸多人才。在瑞安有个家喻户晓的故事——黄绍第考场得婿。在江南乡试中，黄绍第赏识年轻的江苏如皋学子冒广生，后来将女儿嫁给他，既得佳婿，又收门生。冒广生（1873—1959）未负黄绍第所望，于1894年中举人，最终成为近代著名学者。1897年，黄绍第与堂兄黄绍箕同时分赴两省担任主考官，此事也传为一桩佳话。
黄绍第或是凭借自身才华，或是因黄体芳父子与张之洞的交情，后期一直留在湖北任职，于1899年至1902年入张之洞幕府，是张之洞兴办教育事业的得力助手，担任过湖北经心书院提调、湖北全省学务总办、湖北普通中学堂监督。
黄绍第是黄氏家族官阶晋升较快的人。1901年由翰林院编修改任道员，直接从正七品升到正四品。后任湖北学务处总办（道员差委），1907年署湖北盐法武昌道，官级为正四品，1908年奉旨署理湖北提学使，官级升为正三品。
鲜为人知的是，黄绍第原本的仕途可能发展得更快，但因清代官员任职有亲属回避制度，直到堂兄黄绍箕开缺后，他才得以获委重任。光绪三十四年三月鄂督奏折记载：“又奏请将黄绍第仍留鄂补用片，再湖北试用道黄绍第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间，因其堂兄前湖北提学使黄绍箕到任，曾经呈请回避升任，督臣张之洞因该员卸办宜昌川盐局总办差，尚有经手未完事件，未即据情具奏。前湖北提学使黄绍箕旋于上年十二月，因病出缺。该员在鄂多年，于地方情形最为熟悉，现在即无应行回避之人，应请将湖北试用道黄绍第仍留原省照原班补用，除咨部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
黄绍第是晚清“后清流”代表人物之一，也是维新派的核心成员，主张社会变革。戊戌变法期间上书言事，他疏陈时务四条，其中两条涉及教育：“整顿义塾以端蒙养”“劝兴妇学以基风化”。这些主张是对社会变革尤其是清末教育转型的前瞻性思考。黄绍第曾任省学务总办、中学堂监督，深知当时办学最大的难点在于经费，担任试用道员时，他就提出“批饬鄂岸盐商助款兴学”的建议，以此筹措办学经费。
1908年1月，黄绍箕病逝于提学使任上，黄绍第随后接替堂兄空缺，署理湖北提学使，成为晚清瑞安黄氏家族第三位出掌省级教育行政的官员。黄绍第借助署理盐法武昌道的职务之便，在署理湖北提学使期间，以盐务经费补充教育开支。他署理提学使的时间虽不长，仅一年左右，却为推动湖北新式教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黄绍第也积极支持家乡兴办新式学堂。辞官回乡后，还出任瑞安玉尺书院掌教。黄绍第同样是温州近代教育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百年回望，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瑞安黄氏一门父、子、侄三人先后出任省级教育主官，实属罕见。他们执掌一省学务之时，恰逢中国新旧教育转型变革之际，以学政、提学使之职躬身推进教育革新，积极投身清末教育救国浪潮。他们既承继传统儒学精神，又挣脱旧学桎梏，打通了传统书院向近代学堂的转型路径，将个人学识与家国情怀尽数倾注于兴学育才事业。这份兴学报国的担当，成为晚清教育转型历程中熠熠生辉的群体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