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第23个教师节，也是教育界前辈项维新先生逝世十周年，不禁又勾起我对这位良师益友的追忆。

　　十年前，我所敬仰的项维新先生悄然地走了，但忆及昔日与其相处、受其教诲的日子，不禁联想起一位哲人的话：“一个人做几件好事容易，但一辈子做好事就不容易。”项老先生一生处事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为人平易，乐于助人，正如那位哲人所说的，他是一个“不容易”的人。

　　项维新先生是瑞安三圣门村人，上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瑞安中学高中部。解放战争时期，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革命队伍，曾是1949年5月中共与国民党当局关于和平解放瑞安城的首席谈判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瑞安县人民政府的领导职位，首任瑞安县文教科长（局长），此后他一直从事教育行政领导工作。担任先后两任瑞中校长、湖岭中学校长，及其他中学的书记、校长之职近四十余年，为瑞安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项先生以身作则，工作求实，廉明自洁其为人谦和，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风格，深受教师尊敬，不愧为瑞安教育界的泰斗。

　　若说我与项老先生之间的关系，渊源很深。据说上辈之间还沾点亲。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几十年来，我一直与他结下不解之缘。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尚是孩提刚入蒙时，他就是我就读的东南小学（今虹桥路小学）校长。那时我还不知道他是个党的地下工作者，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方知他在1949年5月曾作为中共瑞安县委的首席代表，与国民党当局商谈和平解放瑞安的大计，为瑞安城的解放作出杰出的贡献。这更增添了我对他的敬仰之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当我迈进瑞中校门时，他又是我们的校长。特别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任湖岭中学校长时，我与他一起在湖岭山区，共同度过近20年漫长的艰辛岁月。拨乱反正后，我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入瑞中任教时，他亦是我们的校长。长期的接触和交往，我最了解他的为人处世和崇高的品德，他对我的影响也最为深远。

　　人们不会忘记，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是个视知识分子为草芥的时代，“臭老九”们是改造和“再教育”的对象。湖岭是个贫困山区，又是浙南革命老根据地，自然成为“思想改造的大熔炉”和劳动教养的理想场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拥有知识头脑的人被“流放”到湖岭，而且大部分集中在中小学里当教员。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在一些戴着有色眼镜者的眼里，这批人是“有问题”的人，或者政治思想不纯者，因而他们无不受歧视、受冷遇。而项先生则不然，尽管他自己也曾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能顶住各种压力，不折不扣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从政治上和生活上处处关怀和爱护教师。由于项维新先生以诚待人，以心待人，敢为同志们排忧解难，因而受到同志们的普遍尊敬。特别是“文革”期间，许多学校都停课闹革命，而项先生主持湖岭中学仍坚持上课。尽管当时湖岭山区的生活水平和交通条件都极端困难，但大家都能同心同德，默默无闻地在校园里耕耘，为山区的教育事业作奉献，为湖岭人民培育不少有用之才。1978年国家恢复考度制度后，当时湖中的高考升学率竟居全县首位。这正是先生对瑞安教育前景的卓见。拨乱反正后，原来那些“流放”者，另外一些有专长的老同志被调到瑞中、瑞师及温师院工作就有十几位。在湖岭的所谓“有问题的人”重返温州、瑞安后都是各部门的骨干力量。这一切与项先生对知识分子的爱护关怀是分不开的。如今每当有在湖岭工作过的老同志谈到项先生时，他们从肺腑里掏出的同一句话就是“项老是位好校长，是位好人，是位真正的好人”。

　　项维新先生不仅是位民主革命的斗士，是位优秀的党的政治工作者和教育工作领导者，而且还是位知识渊博、涉猎广泛的学者，尤精于文史哲，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颇有研究、独有见解，这方面我体会最深，而且给我的影响也最深。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小学任教，生活条件差倒不在乎，最难受的是精神食粮的短缺，几个星期才看到一张《浙南大众报》，根本订不到一本像样的书刊。于是，我就利用星期天，跋山涉水到几十里外的湖岭中学去借些书看。每次去湖中，总是先去拜访项先生，与他聊天，聆听他的教诲。当时，他住在一间1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卧室、书房、会客室三位一体，生活非常简朴，但他的案头和床头却堆放着许多书籍，历史专著较多，可见他非常爱读史书。他知道我爱文，又爱写些小文章，经常对我说：“学文得先学史，文史不分家”，建议我多读一些史书。我就是在他的启迪下开始学史的。后来，我用了许多时间精读了二十四史，及中外各种历史巨著，虽半途出家，也终成专业的历史工作者。为此，我对项先生的帮助和引导终生难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项老先生离休后，继续发挥余热，先后担任县志办主任和老年大学校长之职。他工作十分忙碌，后因年事已高，身体不适而居家疗养。期间，仍然十分关注我市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发展现状，经常邀约一些教育界的老同行和学生，向他们了解情况。上世纪九十年代，瑞安高中入学难是个突出的矛盾，于是一些企业界的有识之士纷纷出资办私立（民办）高中，随之 我市各地私立高级中学应运而生。他老人家对此十分赞赏，认为民办高中的兴起将缓解读高中入学难的矛盾。记得他逝世前两年，即1998年的夏天，我正在为投资者筹办民办高中，他托人叫我去他家，与我足足谈了2个多小时。他说，“私立高中创办是个新生事物，起点一定要高。教学和管理关要把紧。”他还告诫说，“投资者切莫急于求成，莫将教育投入当商机，而急于追求利润。应以服务于社会为目的，适当提取回报，这样才能长足发展。”这句话对办学者来说确是金玉良言。

　　项维新先生逝世十周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依然留在我的脑海里，特别是他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那知识分子廉明自洁的德行，以及他终生献身教育事业的精神，一直是我学习的楷模，并激励我在退休之年夕阳再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