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谁人不识君

    ——女作家钱国丹印象

    ■俞　海

    不久前，在家突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国丹从椒江打过来的。她说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关于莫言获奖的文章，里面提到她早年在《玉海》杂志上发的一篇小说《为失踪了的小提琴手》，正好过几天省作协要在椒江市召开关于她的小说研讨会，问我能不能参加，顺便把那篇小说复印一份带给她，因为她没有底稿、也早已不记得这篇文章的内容了。

    几天后，我约了我的老同学、也是国丹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郑建国一起同行，一来为她的研讨会助助兴，二来也趁这秋高雁飞的好天气出去散散心。想不到主办研讨会的台州市文联居然正儿八经地把我俩列入嘉宾的名单，而且冠上“钱国丹的启蒙老师”的头衔，还特地在会上介绍“示众”，让我的老脸足足红了半个多时辰。

    其实，国丹虽是我的学生，我却没有正式教过她，她在瑞安机械工业学校机631班读书时，教她这个班语文的是宋维远先生。不过，她从乐清到瑞安来读书倒是我一手操办的。因为我和郑建国是少年朋友加亲戚，关系非同一般，而国丹则是建国的“爱徒”，帮老朋友的“爱徒”一点小忙，又不用“两肋插刀”，那是理所当然，算得了什么呢？

    国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扎着两根长辫子的漂亮女孩，有一双大大的会说话的眼睛。她刚初中毕业，因家庭成份“高”，不得不离乡背井到邻县瑞安求学，算是曲线救“国”吧。入校后她被编入唯一的中专班。我当时担任另外一个班级的班主任，而且不久就去杭州工学院进修了，待我两年进修完毕回校，学校已经面临精简下放的困境。1962年春天，国丹所在的机631班，没有等到毕业就被精简掉了。她是怎么走的，我也不知道。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彼此好像没有再见面，仅仅在与同事们的闲谈中听说国丹在学校表现很出色，而且有“校花”之誉，仅此而已。

    最终，这座曾经全国有名的技工学校没有逃脱被撤销的厄运，师生们各奔西东，为生计和出路而奔波而忙碌，我和国丹也一样，彼此淹没在茫茫人海中，从未再联系过。

    一直到1984年，我调入瑞安文联以后，听说她也在写作，还在辽宁的《鸭绿江》上发了小说，就向她约稿，并在当年创办的《玉海》杂志第1期上发了她的散文《北麂之行》。这篇散文其实很有特色，与其说是一篇散文，倒不如说是一篇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表现出她善于讲故事的天赋。随后我又发了她的小说《为失踪了小提琴手》。再后来，听说她调到椒江市文联工作，还当上了副主席，真为她高兴。经受20年的磨难，终成正果嘛。

    记得1991年，她还来过一信，告诉我她获得了1985——1989年度“浙江作家奖”，不过，很快就大病了一场。我回信告诉她：祸福相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可太要强了。明知正在风头上的她，很难听得进去，只能是说说而已，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说了，不知她见怪了没有。这以后，彼此都忙于本职工作，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2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终于有了40年后第一次重逢的机会。这时，我早已退休，她也五十开外了。

    那天，我们在宾馆的过道上不期而遇，在我的记忆中，她好像穿一件蓝色的长大衣，正和另一批同行边说边走。尽管无情的岁月早已改变了彼此的模样，但是，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跑过来紧紧拉住我的手，问了许多当年学校解散后的事，并没有我想象中那种中年得志的傲气。因为大家都忙，不便久谈，交谈片刻后就分手了。

    又是十年弹指过。今天，作为研讨会主角的钱国丹，早已是享誉全国文坛的知名女作家，又是中国庄重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的得主，她的小说，多年来颇得各种选刊的青睐，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春风得意了。特别是这次颇为隆重的研讨会上，冠盖如云，名人咸集，与会者对她的作品更是赞誉有加，而她居然平淡如故，不骄不矜，对我们两个老头子执弟子之礼甚恭，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如果说她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谈吐之间更多了一些“大家”的风范。尤其是她在研讨会最后作的答谢词，非常低调谦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说：“我是个姗姗来迟的作者，我12岁开始写作，投稿，在文学道路上踽踽独行了27年后，才得以在辽宁的《鸭绿江》杂志上发表处女作。我想为这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和发展，尽我的一点点绵薄之力。”可见她仍然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作者的位置上。

    她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没有丝毫的做作。这正是国丹难能可贵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