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瑞安土地开发和土地制度
■俞 光
晋代，我国经济在战乱仍频、政权分裂之中艰难地前进。西晋前中期，我国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后期北方经济遭到大破坏；此后北方十六国混战，经济继续遭到严重破坏，而在东晋，由于统治者过度剥削和奴役劳动群众，以及频繁的战争，南方经济亦起步艰难。其时，瑞安由于远离战乱，在南下士族的推动下，瑞安的开发取得长足进展。
东部平原的成陆和开发
西晋时，温州境内永宁江（今瓯江）、安固江（今飞云江）、横阳江（今鳌江）壅塞严重，流泄不畅，每当山洪暴发，风潮袭击，百姓深受其害。宋濂《温州横山仁济庙碑》指出，横阳周凯及时地“白于邑长，随其地形，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江东注于海。水性既顺，其土作乂。”明弘治《温州府志》也云：“瓯郡三江，曰永宁江、曰安固江、曰横阳江，自汉有之，濒江为三监。至晋衡山周公乃疏凿而通之。于是潮汐有节，境土始辟，生齿日蕃，遂改邑为郡焉。”可知周凯率众用开凿河道的方法，疏通三江之水顺畅入海，不仅缓解了当时的水患，保护了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而且加快了温州沿海三江平原的开发，发展了生产，促进了人口的繁衍，以致晋明帝太宁元年（323），置永嘉郡（境今温州、丽水两市）。
“永康中（300—301），三江逆流，飓风挟怒潮为孽，邑将陆沉，民咸俱为鱼。神（指周凯）奋然曰：吾将以身平之，即援弓发矢，大呼冲潮而入。水忽裂开，电光中见神乘白龙东去，但闻海门有声如雷……俄而水势平，江祸乃绝。邑长思其功，号其曰‘平水’，且建祠祀之。”成为温州历史上最早的治水英雄。其时的瑞安先民，在沿海滩涂淤涨的基础上，按照“随势行水”的原则，采用凿疏河道的方法，加快了滩涂开发的速度。这种方法投入少，收效快，适合于当时地广人稀、经济刚刚起歩的实际情况，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
东晋间，飞云江口古海湾内邵公屿四周由于泥沙沉积，不断淤涨成滩涂，邵公屿与飞云江北岸之间的北湖不断变浅，变窄。邵公屿上宝贵的滩涂资源吸引瑞安先民陆续迁居邵公屿垦涂，渐渐地邵公屿人口不断集聚。清嘉庆《瑞安县志》称，其时邵公屿“外则深土沃田阡陌鳞次，擅东南之胜焉”，说明了邵公屿周边滩涂的开发已取得重要的进展，这也奠定了邵公屿成为此后一千多年瑞安县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居中心的基础。
土地的买卖和黄籍白籍
两晋时，我国处于大分裂、大战乱、大迁移的时期，大量北方百姓苦于战乱，纷纷南下。魏征等撰《隋书》指出：“晋自中原丧乱，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并谓之‘侨人’。就有一部分迁徙到安固县。据路遇、滕泽之著《中国人口通史》和沈约《宋书·州郡志》的推算，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安固县约有1100户、6500口，其中今瑞安市境内（按2000年瑞安市境域计算），则约有450户、2700口。可见当时安固县人口仍然十分稀少。
西晋时，朝廷颁布占田法令。该法令把占田分为两类，一是一般平民的占田，以人口和性别为标准，最高限额男子一人占田70亩，女子一人占田30亩；二是官吏占田，以官品高低为准，最低10顷，最高50顷。两类占田者同时承担相应的田租和力役。占田法令的颁布，推动了瑞安封建小农土地私有制和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随着时间的推延，由于天灾人祸，一些自耕小农被迫出卖自己的土地。土地买卖的出现，使自耕小农产生分化。卖地的小农渐渐地沦为雇农，而买地的小农渐渐地上升为地主，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有所发展。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在毗邻瑞安的平阳宜山鲸头村石岗山下，出土三国孙权第六子孙休的太子舍人朱曼妻薛氏墓葬土地买卖契约，其全文如下：“晋咸康四年（338）二月壬子朔四日乙卯，吴故舍人立节都尉晋陵丹徒朱曼故妻薛，从天买地，从地买宅，东极甲乙，南极丙丁，西极庚辛，北极壬癸，中极戊己，上极天，下极泉，直钱二百万，即日交毕。有志薛地，当诣天帝；有志薛宅，当诣土伯。任知者东王公、西王母。如天帝律令。”该地劵证明了当时浙南一带普遍存在着土地买卖现象，从而为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因为地主抗风险能力比贫民强，遭遇天灾人祸后成为贫民的情况相对来说要少得多，所以土地买卖现象有利于庶族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发展。
为了有效地管理境内的百姓，征收赋役，两晋继承前代户籍管理制度，但又有所不同。西晋时户籍采用经过药物处理后的黄纸书写，以便长期保存，故有“黄籍”之称。到了东晋，户籍又有黄籍、白籍之分，黄籍指江南土著户纳税服役的正规户籍，白籍指中原南渡户即侨寓户不纳税不服役的临时户籍。由于两者在纳税服役待遇上的巨大差距，从而产生尖锐的矛盾，故于东晋成帝咸康七年（341），朝廷开始实行“土断白籍”，即将白籍转为黄籍，中原南渡户和江南土著户一样纳税服役。此后又进行多次土断。至南朝时白籍已绝大部分转为黄籍，户籍管理制度由双轨制转变为单轨制。魏晋南北朝时期瑞安的户籍也经历了由单轨制转变为双轨制，再由双轨制转变为单轨制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