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令募资编印志书

    意外保留宗祠史料

    ■宋维远

    瑞安康熙、乾隆间有两任主持编修县志的县令，他们都遇到修志印书经费不足的难题，便想到劝募县内各姓族的宗祠予以捐资。结果却意外地把有关宗祠的史料给保存下来，也算是替地方文化做了一件好事。

    事情先从古代编纂地方志书所列的编目讲起。明清两朝，温州府及其下属各县的府、县志书的编目，一般对各姓族宗祠的记述不详，或索性不予记载。这可能是温州乃至全国的惯例。就是被誉为名志、瑞安著名学者孙诒让参与编修的《永嘉县志》，也没有列“宗祠”这个纲目。古代志书虽然有“丛祠”或“祠祀”的纲目，却只写当地的一些神庙及已故名贤祠堂。瑞安乾隆、嘉庆两代县志的“祠祀”卷中只列：四贤祠、陈文节（傅良）祠、王公（祚昌）祠、陶隐居（弘景）祠等地方名人、名宦的纪念祠。对于各姓族的祠堂都不予记载，致使后人对当地居民的迁徙、聚居地变动，宗祠创建、修缮、分布等情况往往失考。而对建筑规模与宗祠不相上下的寺（佛教寺、庵、堂）、观（道教观、道院）、庙（祀神的先农坛、城隍庙、关帝庙）等都罗列得较为详尽，还注明地址、面积、祀神姓氏、事迹、创建者时间等，似有厚祠庙、寺观而薄宗祠的做法，给后学留下遗憾。

    近读乾隆《瑞安县志》影印本，在每页书的中缝及志书后面看到有关清代前期瑞安各族宗祠的信息。康熙、乾隆志披露以上信息的本意，原不是有意将宗祠的情况列为存史内容，而是为解决当时修志经费缺乏，县令向各宗祠劝募捐资，为鼓励捐资的宗祠或个人（主要是学子），便把它（他）们的祠名和人名刊在志书中，以示表彰。这样做却无意中把各姓族宗祠的名称、地址、创建时间等有关信息保留下来，也算是歪打正着吧！

    乾隆《瑞安县志·艺文补遗》还收录其前代康熙二十六年瑞安知县宋鸿的《募修县志序》一文，其中有一段文字称：“予视篆方新，闻旧令曾有醵资于各祠庙之议，出自舆情，而未及举……予心韪之，遂昌言于众曰：……凡助梓者皆书某处，某家祠于志尾，多寡为序。不与者，日后子孙考之志乘，我祠无名，不将愧乎！多助者且匾以旌之。”这位县太爷在前任只说未做的向宗祠捐资助修县志的事，给切实做起来了。这样做不但促成康熙《瑞安县志》的顺利刊印，也以奖励形式把宗祠的史料保存下来，反而弥补志书的不足。但是目前，瑞安市志办还未搜集到康熙县志，幸好乾隆《瑞安县志》的纂修都为了仿效康熙前任的做法，不仅把乾隆的捐资修志宗祠名单记载下来，还把康熙志捐资的宗祠也抄录下来，使瑞安宗祠的史料更为丰富起来。

    乾隆《瑞安县志·凡例》的最后一条明确写明：“各姓宗祠，前次（康熙志）纂修捐资者，悉录志后（宗祠史料查阅乾隆《瑞安县志》第九、第十卷最后部分），今板虽不存，仍刊附后，不无前人之善举也。此次（指乾隆志）纂修，捐资者列祠名夹缝（即每页志书的中缝）里，每出银五钱刊一页，多寡随出资数，仍总列宗祠在某处，系某人后裔，附建置（《艺文志》）下的建置目卷末，所以励将来耳。”经笔者统计：乾隆志记录了捐资修康熙志的宗祠共98座，按县城及各乡分别排列，还在各宗祠之前写明所在坊巷、村庄，如社坛孙宗祠、泥城孙宗祠等以示两个孙宗祠的区别；又如“阁巷陈宗祠”后附记：“二座，内文昌井、文昌阁、陈则翁读书处，故名阁巷。”附带将阁巷地名的由来史料也保存下来。乾隆《瑞安县志》还打破其他志书惯例，增列了“祠”的条目，开列42座宗祠，各宗祠后还有简要说明，如“陈氏宗祠”附记：“在小沙巷振文坊，明国戚亚中大夫准藩、绍兴王仪宾心谷公。”另一“陈氏宗祠”附记：“新建，在大沙巷。”“项氏宗祠”附记：“在五都长桥。翠，字秀山，系义士，洪武初助饷旌奖。”“余氏次宗祠”附记：“在典学庄，乾隆二年建”。“江氏宗祠”附记：“在清泉（乡）莘塍，宋左春坊大学士江光谋公裔孙江士福建”等。

    乾隆《瑞安县志》在志书每页中缝处又刊载了捐资修县志的宗祠共27座（与以上所列相加共167座，减去重复者，尚有百多座）及个人名单，每出银五钱者刊载一页，出银一两者刊载二页，以此类推。凡关心瑞安宗祠史料者，可查阅瑞安市志办点校整理、中华书局2013年3月出版的乾隆《瑞安县志》，可能不无裨益。

    从以上材料可见：清朝康熙、乾隆两代瑞安县令编修、印刷县志的经费也感不足，要伸手向各宗祠及学子募捐。不过，这样做却无意中保留了四五百年前瑞安各姓宗祠的史料、为后人研究居民姓氏分布、迁徙，族人繁衍分支、各姓氏宗族的发祥地等提供宝贵的文字信息，也算功不可没罢，故为之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