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青春履痕

    ■谢鲁渤

    壬辰年夏末，庆伟得知我在雁荡山，连夜从瑞安赶来，说他的散文集《向南的温度》书稿已编妥。这件事庆伟一开始就和我聊起过，我没太上心。印象中庆伟一直都是在写小说的，和写小说的庆伟交往多年，极少接触他的散文，彼此也似乎从未谈论过散文。虽然一个作者在写小说的同时也写散文是常有的事，但以我对庆伟的了解，他写散文，不会是小说创作间隙的一种调节，他的散文也不会只是一些应景之作。庆伟对小说创作的痴迷和执著，我是感触良多的，他后来很少写小说，我没有问过是为什么，当我注意到庆伟这部散文集中反复使用的一个词组“向南的温度”时，内心所产生的感觉是，现在的庆伟已不同于以往，他用行走的方式，对自己近年来的读写生涯做了一次审视，而对这一过程的纪录，庆伟选择了散文。

    依据我的记忆，庆伟的行走应该始于十二年前的那个秋天，他给我来过一个电话，说是已决定去西藏。这点在《别处的生活》一文中得到了验证。庆伟说他希望与“苍白和缺乏激情”决绝，“冲破一种困境，以新的方式给自己的生命创造另一个春天”。在随后的几年里，他行走的履痕除了西藏的拉萨、那曲等地之外，还留在了诸如云南大理、四川康定、亚丁这样一些诗画交融的地方，“多次一个人背着行囊去西部”，在中国版图上的“拉萨、稻城、喀什、白哈巴、扬州等等……用朱笔描摹上圆圈”。他是个有别于一般驴友的背包客，他在去往成都的火车上读德国作家伯尔的小说，在西藏流连于民居、服饰、神祇乃至餐具所营造的生活氛围，用中国古代文士的精神遗存和对传统文化的体悟描摹《水墨扬州》。几年的行走让庆伟获得了什么，他自己是清楚的，从《向南的温度》中许多篇章里，读者应该也不难感知。

    我对散文的偏好，单篇在其质地和气韵，集子则以写作者的阅历、见识及与之相关的表述方式如何为取舍。庆伟的散文单篇可谓质地瓷实，气韵生动的似不难例举，除了上文提到的《水墨扬州》外，《拉萨谣》和《范蠡的春天》也都具有同样的品格。这些作品一点一滴得之所见，一字一句写得用心，所思所感的空间自由和纵深走向互为照应，读来顺畅、平实、不乏意味。若以散文集而论，这部《向南的温度》显然也是源自作者情感与阅历的个性化叙事，以及得之于阅读与鉴赏的艺术见地的表达。这本散文集如同一支温度表，它的每一篇、或者说每一类文字，都显示着他在不同时间空间里自我测试的结果，藉此来把握和不断调整被他自己称作“向南的温度”的信念。

    庆伟的这部散文集呈扇面状态的编选，收拢后就是他散文写作的一条主干。他写亲情，写农事，落笔沉郁；写围炉守岁，看雪踏月，云淡风轻；但表象之下流淌的信息，与《飞云江上有鸟飞过》及《愤青不减当年》中的视野和胸襟堪为一致；至于那些远行之作，其文字指向之鲜明更是毋需赘言。当然，行走可以是有目的的，也可以是无目的的。庆伟的那些远行在我看来是无目的的，至少是没有具体目的的，但他的另外一些行走，譬如去乌镇、去龙泉、去平阳坑镇的东源乡，却是有着寻访一些蜡染、制瓷和木活字印刷等民间艺人的具体目的；行走同时还可以是纸面或影像的，就像庆伟收在书中的部分阅读札记和电影随笔，尽管对不同地域和文化的探询与认知深浅不一，但多少透着那条主干枝叶的韵致。

    我在读庆伟这部散文书稿的同时，也读董桥的一部散文集《旧日红》，中华书局2012年10月的版本。两者没有丝毫的关联，按我的年龄和心境，应与董著中的世事沧桑更为契合，但庆伟书稿的“温度”却像是一旁的红泥小火炉，引领我一路向南，重温那些我也曾到过的地方，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庆伟为之留下的青春履痕，是他的“绿蚁新醅酒”，于我似也不失为一抹旧日红，且又更多了一份当代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