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到中秋分外明

    ■俞 海

    又到了中秋月圆时。

    台湾的表弟发来邮件说，他已经收到我寄去的《玉海》杂志，看到了我写的《远征军炮兵上尉的传奇人生》那篇文章，感谢我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他父亲的一生，还原了他父亲生前参加远征军那段光荣历史。他说自己出差刚回来，而且不久前眼睛做过白内障手术，还没有完全恢复，不过，当晚还是坚持着在灯下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仔细地看完。

    自己的文章有人挑灯夜读，听了毕竟让人高兴，然而，他这番深情的话语并不能丝毫减轻我内心的负疚后悔之痛，我恨自己的犹豫不决，顾虑重重，因为事关“国军”的功过毁誉，一直没敢动笔，以至蹉跎了许多宝贵光阴。如今舅父早已仙逝，就是生花妙笔也无补于安慰他在生前的万一。

    1995年，我的舅父再次从海峡那边返乡探亲，回台不久就给我寄来了抗战期间中国入缅远征军的部分资料。他在信中对我说：“承询远征军往事，因事隔久远，无论人、事、地、物均已模糊不清，无法给你作有系统的陈述……今遍索书堆，觅到旧存部分资料，特汇装成册，并逐篇加以补充说明，以供参阅。”在信尾还特地加以说明：“其中可能仍有少数辞句欠妥之处，因原稿如此，且事已成历史陈迹，不必予以计较为盼。”言语之中分明流露出因未能满足我的要求而产生的歉意。

    他是我的嫡亲舅舅，又是一位患有严重糖尿病的老人，对我的这种无谓要求本来是完全可以不加理睬或者应付了事的，但他尽心尽力，做得非常认真，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更让我感到惭愧，无地自容。这封信中，还使我感知到他人格的另一个侧面：慈爱、助人、谦逊、实事求是。霎时间，我的双眼被满满的泪水所占据，视线随之变得模糊不清。

    十多年来，我把他的信和资料细心地保存着，我知道这里面藏着一位老兵饱经沧桑而鲜为人知的内心世界。我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关于他的文章写出来，把他参加远征军那段光荣历史告诉家乡的父老兄弟，为消除两岸人民之间的误解说一点真话，做一点实事。可是，时代的车轮转动得如此之慢，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中秋的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我继续在彷徨中等待，在等待中彷徨，却始终无法落笔。

    长期以来，“海外关系”这个本来是中性的词语，被人为地赋予了过多的政治内涵，以致成为许多大陆人的“政治包袱”和“紧箍咒”，我当然也不例外，为此吃尽了苦头。不过我始终没有给自己的亲情贴上阶级的标签，我相信血浓于水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也相信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政党之间是可以和解的，我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又过了几年，听说他的身体愈来愈差，已经不能再回乡探亲了，我的90多岁高龄的老母亲心里十分焦急。那年中秋节，我们去看望她老人家时，她正戴着老花镜看舅父从台湾寄来的全家福照片，一边嘴里反复唠叨着：“不知他怎么样啦？不知他怎么样啦？”

    当时，尽管改革开放已经有十多年，两岸已经“三通”，但我们还是不能轻易跨越海峡，盈盈一水，咫尺天涯。我只能用毫无底气的言语安慰她：“我会去看他的。”不料次年，母亲竟驾鹤西去，我在悲痛之余，更为自己无法兑现的诺言而深感自责。

    迈入新世纪后，我终于得到一个可以前去台湾探亲的机会。

    2006年秋天，北京某民间文化团体组织中国作家艺术家代表团赴台、港访问交流，团长是中国作协的《人民文学》前主编崔道怡，他是我在《人民文学》创作培训班学习时的老师。我当机立断，报名参加。

    访问团到台湾后，我放弃了和台湾同行们交流的难得机会，请假外出去看望心中想念已久的舅父，想不到的是他已经严重中风，因生活不能自理，住进了台北近郊的一个社会福利中心。

    那天，表弟开车送我和内子去福利中心。见面后，他虽然不能言语，但还能清楚辨认出我们，我们紧紧握住他的双手，用瑞安话和他交谈。当他听到久违的乡音时，脸上居然露出了难得的笑容，浑浊的眼里突然闪着一种光芒。

    我们在福利中心的餐厅里陪伴他吃完午餐，又推着他的轮椅到院子里合影留念，然后匆匆告别。

    我当然知道，我们之间的这一别意味着什么。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年春天，他就在青山绿水的台北近郊撒手人寰。

    前些时候，当官方的媒体开始出现纪念黄埔军校的文章和公开报导有关黄埔军人的抗战功绩时，我知道写作的时机终于到来了，我找出保存了近二十年的那封信和资料，饱含怀念的泪水，一口气写下了一万多字的纪实文学，了却自己多年的心愿，愿我的舅父九泉有知，他的在天之灵能够看到人世间的变化和进步。

    一轮明月从东方的天空缓缓升起，她的光华是如此皎洁，如此美丽而慈祥。我想起了大诗人苏轼的诗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唯有它，才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祝海峡那边的人们花好月圆，共享此轮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