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法治乡村建设的软肋

    ■薛建国

    湖岭镇李某一家祖孙三代4人摆设赌局，寻衅滋事，损坏财物，无恶不作，尤其是李C更是横行乡里。近日，这家4名“村霸”被一窝端，受到法律的严惩（详见本报10月24日第4版报道）。

    但细看这则社会新闻，有两个问题令人深思。一是这户人家每个成员都身患残疾，从国家政策层面上看，他们是有许多民政福利可享的，应该对社会怀有感恩之心，可他们为何还要“一心向恶”？二是他们被一窝端的消息传出后，当地村民拍手称快，因为这祖孙三代横行多年，令他们压抑太久，可这么多年他们为何就不作反抗？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依法治国的集结号。依法治国是一个宏大主题，而法治乡村建设是其一个重要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村霸”的形成，暴露出乡村法治建设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要求。“村霸”们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农村基层政权的稳定。为此，前段时间，公安部开展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集中打击农村恶势力行动。

    “村霸”为害一方，自是令人十分痛恨。但“村霸”的养成，是不是与我们每个人缺少一份法治精神有关呢？当法治精神缺失，你还能寄希望有好的法治环境吗？人性是有弱点的，善与恶往往就一步之差。李某一家全为残疾人，是得到全社会关爱的，收获的是善，可他们回报社会的却是恶，问题出在哪？我们可以寻找许多工作中的不足，如只注重一些物质给予而忽视精神帮扶，如果为他们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可能会比较好地融入社会，因为物质给予永远是有限的，而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一旦欲望得不到满足，心里就会感到不平，甚至产生怨恨的情绪，埋下了恶的种子。这样的反思，是必要的。

    我们痛恨“村霸”，也要痛恨自己，“村霸”之所以成为“村霸”，说白了，就是我们纵容的结果。一次作恶，我们斗争了，可能就不会有第二次，既维护了自己的权益，也可以说挽救了对方，避免其在邪路上越走越远。一次的忍让，可能引导其有二次作恶。一次次的忍让过程，就是一次次令其恶性膨胀的过程。这种忍让或叫隐忍，是受环境和消极文化影响的。乡村一般远离都市，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等缘故，人们受文化教育不多，不易受现代文明的辐射，胆怯成了很多人的性格特点，所以他们比较信奉“吃亏是福，恶有恶报”等隐忍的处世哲学。一个甘愿“哑巴吃黄连”、寄希望恶人遭天谴的人，一定是遇事绕道而行求明哲保身者。当我们都不愿成为“该出手时就出手”的见义勇为者，就有了适宜“村霸”成长的良好土壤。其实有一个道理很浅显，“村霸”不除，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没有法治的乡村，便没有法治的中国。法治乡村建设，重在破除消极文化的影响，提高每个人的法治意识，让法治精神渗入每个人的骨髓，到时候，从田野吹来的一定是沁人心脾的清新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