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当兵参加抗日

    ——访陶山抗战老兵单啸梅

    ■记者 缪星象 实习生 谢声远

    单三娒老人现在住在陶山镇陶峰村老年公寓。96岁的他不戴老花镜，不拄拐杖，上下三楼都不用人搀扶。当着记者的面，他翻开珍藏的丙戌年（1946年）族谱，上面有他的一行字：啸梅最小亦任陆军三十三师师部军需长。

    “啸梅就是三娒，三娒就是啸梅，”老人说，这两个名字，和他的抗日岁月紧紧结合在一起。

    赶马车运弹药战斗在瓯江口

    单啸梅家中排行老三，老家在陶山沙河村（现为向荣村），“三娒”的意思就是家中第三个小孩。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培养他读完了高小，在当时的农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毕业后他回家务农，种田为生。1939年农历11月，温州抽壮丁征兵，单家三兄弟必须去一个。单啸梅当时19岁，年轻有活力，被抽中了。

    第二年农历正月，他正式入伍，填名字的时候，他觉得“三娒”这个名字太土，自己用了谐音“啸梅”。年轻气盛的他，想闯一番事业。

    单啸梅加入的是浙江省抗日自卫纵队第二大队六中队，整个中队150多人，营房设在温州状元桥茅竹岭右首山脚下的娘娘宫里。另外还有四中队、五中队，均驻扎在附近不远，扼守瓯江入海口。单啸梅是六中队唯一一名高小毕业的，能写会算的他没多久就被升为上士军需官，管理整个中队的武器分发。因为队里没有医务兵，他还要学习怎么消毒、包扎伤口、运送伤兵等。

    他回忆说，当时武器装备挺差，一个中队最强的武器就是3挺机枪，炮一门都没有，平时训练舍不得用子弹，实弹射击少得可怜。不过大队长曾可法想办法弥补这些缺陷，布置了大量的沙袋、挖掘战壕巩固滩头阵地。

    单啸梅经历的第一场战斗发生于1941年初，在龙湾永强，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据他回忆，当时天快亮了，日军的汽轮开到瓯江口附近，炮击守军阵地。3支中队共500多人立即集合，在炮火中向阵地进发。单啸梅给每人分配了50发子弹，两颗手榴弹，随后赶着一辆马车跟在部队后面，车上除了整箱的弹药外还有担架、绷带、消毒用的红汞等。

    抗战结束解甲归田

    “敌人欺负我们没有炮，船开得很近，我们集中全部的九挺机枪打日军的船，让他们没办法登陆。”单啸梅说，当时日军的火力虽猛，但沙袋和战壕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一位陶山的士兵被炸伤，我赶紧过去包扎伤口，还有一位仙降的士兵，名叫苏志芳，被敌人的子弹击中了腰部。“他大叫一声，我们以为他没命了，结果发现子弹打在了他腰部的子弹带上，凑巧被一枚铜质的假银元挡住了。”

    “那枚假银元怎么来的呢，是前些时间苏志芳逛街，看到两名老太太在吵架，大概的情况就是其中一位老太太借给另一个人一枚银元，还回来的时候发现是假的。苏志芳估计是老太太拿银元买东西时被人调包了，就借着帮忙看看真假，用自己的一枚真银元换了下来。这枚假银元就一直别在子弹带上。”单啸梅说，之前还有人说苏志芳太傻，现在看来，真是好人有好报。

    单啸梅说，因为御敌有功，两年后大队长曾可法上调到当时的陆军第三十三师师部，他也升任三十三师的军需官，军衔是少尉，师部驻地在丽水。当年修族谱，他的职位也被写入其中，此后他一直在后方做后勤工作，没有机会直接上战场杀敌。

    1945年，抗战胜利，全师接到命令要往金华调动，没有车，全部是徒步走。单啸梅随曾可法一路行军，到了遂昌时，曾可法发起高烧，军医说是急性脑膜炎，部队也没有特效药。单啸梅找遍遂昌，只找到一名当地医生，开了三服药，才吃了两服，曾可法就病故了。

    “我带着曾可法的遗体回到他碧山老家，这时候部队已去金华了。我想想日本鬼子也投降了，仗也打完了，就写了封信给师部，退伍还乡了。”单啸梅说，回家后，没人再用“啸梅”称呼他，战争已经过去，他继续种地，回到了原来的“三娒”。

    [后记]

    单啸梅老人解放后曾当过老师，做扫盲工作。他有3个儿子，衣食无忧，身体安康，九十六岁仍能生活自理。解放后，五六十年的时间他用的都是“单三娒”这个名字，近年来，随着纪念抗战胜利工作的不断深入，相关部门逢年过节常上门慰问，“单啸梅”这个名字，又重新被人们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