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瑞安的“二五减租”
■俞 光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温瑞一带农村里，少数的地主、富农占有多数的土地。民国22年（1933），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表明，永嘉县6个村占全部户数的1.38%地主，拥有6个村田亩中28.42%的土地，占1.04%的富农拥有10.96%的土地，占6.12%的中农拥有13.37%的土地，而占76.38%的贫农及雇农则仅有43.14%的土地。此外，占15.08%的其他村户拥有0.11%的土地。也就是说，每户地主、富农平均占有土地，是每户贫、雇农平均占有土地的28.8倍。占有多数土地的地主、富农将土地租给少地或无地的贫农、雇农耕种，贫农、雇农交租，地主、富农收租，这些构成了当时温瑞农村经济社会的基本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二五减租”
据1933年《浙江建设月刊》，当时瑞安县佃租有三种：钱租（以货币交租），最高6元，普通5元，最低3元；谷租（以稻谷交租），最高300斤，普通240斤，最低150斤；抽成分租（依实际收成按比例交租），最高6成，普通5成，最低4成。而《瑞安市土地志》指出：“20世纪40年代前，瑞安上等田常年每亩收获量约计稻谷275公斤，而交租额定为150公斤，谓之‘三百斤’，剥削率为54%；中等田常年每亩约收190公斤，交租额定为110公斤，剥削率为54%；下等田年亩约收165公斤，交租额定为80公斤，剥削率为48%，少数山区剥削率甚至高于70%以上。交租率在48－54%。”
由于佃户将收成的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租，再加上投入的种田成本，所剩无几，生活异常困难。如遇天灾人祸，只有卖儿鬻女，乞讨逃荒。为了降低贫苦农民租负，民国16年（1927）11月，浙江省党政联席会议通过了《本年佃农缴租实行办法》，规定“正产全收获量50%为最高的租额，佃农依最高租额减25%缴租”，简称“二五减租”。瑞安亦设佃业仲裁委员会。
由于种种原因，瑞安“二五减租”的推行并不理想，故在1929年《浙江省各县佃业纠纷案件统计表》中，瑞安属“减租范围不明确的县”。表中显示，该年瑞安共发生佃业纠纷案件13起，其中撤佃的3起，估计收获量争执的4起，反对减租、压迫佃农的3起，其它的1起。说明当时瑞安确已开始推行“二五减租”。
“二五减租”在一定程度上触动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实施后遭到地主的普遍反对。到1929年，省政府以“二五减租”试办以来，并无成效，抗租撤佃，纠纷迭起，田价暴跌，决定暂停。后经省党部力争，勉强实行到1931年。瑞安的“二五减租”亦呈现出虎头蛇尾现象，1931年后，瑞安租佃制度又回复到“二五减租”前的状况。
抗战初期的“二五减租”
为了支持抗战，1938年春，浙江省政府颁布《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提出“设法减轻地租，改善农民生活”。“二五减租”又在浙江各地活跃起来。1939年2月，浙江省党政机关会同高等法院颁布《浙江省战时处理佃业纠纷暂行办法》。据浙江省民政厅报告，自该年起，浙江省党政联系会议陆续恢复永嘉、乐清、瑞安、泰顺等30余县的佃业仲裁委员会。
《瑞安市土地志》指出：“直到抗日战争初期，在各界特别是农民的压力下，当局虽曾被迫申明推行‘二五减租’，瑞安一般按原租额减少25%，上等田原租额150公斤，减为112.5公斤；中等田原租额110公斤，减为82.5公斤；下等田原租额80公斤，减为60公斤。但终难全部付诸实施，‘二五减租’的办法几乎是一纸空文。”
据调查，20世纪40年代，地处平原水稻区的仙降区孙桥乡，上等田常年亩产（稻谷、下同）早稻75－100公斤，晚稻175－200公斤，交租额为150公斤；中等田常年亩产早稻 50—75公斤，晚稻125-150公斤，交租额为100公斤。下等田常年亩产早稻不足50公斤，晚稻100公斤以下，交租额为75公斤。年交租率在44%－60%。地处山区的陶山区永峰乡（今桂峰乡）坳后村，上等田常年亩产（稻谷、下同）200公斤（一般为单季稻），交租额为110公斤；中等田常年亩产150公斤，交租额为80公斤；下等田常年亩产100公斤，交租额为60公斤。年交租率在53%－60%。上等山园常年每亩（以千株番薯藤计、下同）产番薯丝折稻谷125公斤，交租额为25公斤；中等山园常年亩产番薯丝折稻谷100公斤，交租额为15公斤；下等田常年亩产番薯丝折稻谷75公斤，交租额为10公斤。年交租率在13%－20%。以上表明，瑞安山区的“二五减租”取得了明显效果，而平原的“二五减租”收效甚微。
瑞安“二五减租”的经过，说明农村的改革与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和社会各阶层参与程度有密切关系。南京国民政府初期的“二五减租”，由于省政府的动摇和县政府刚成立的软弱而虎头蛇尾。而抗日战争初期的“二五减租”，由于瑞安共产党人在山区大力发展基层组织，发动群众踊跃参加“二五减租”，因而取得了明显效果。1940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指出：“二五减租在许多地方相当普遍的实行……而尤其是温属各处有着很大的成绩。”就说明这一点。而平原的共产党势力较弱，佃农在“二五减租”中的作用被忽视，导致“二五减租”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