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高则诚后裔之下落

    ■高圻祥

    近年来，本人在《瑞安日报》等发表多篇高则诚后裔迁徙考证文稿，认定高可逊系高则诚嫡孙，其后裔生活在高楼、湖岭、马屿等地。后整理成《寻宗——高则诚后裔迁徙考证专辑》出版，获得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等学者赞同。《瑞安日报》记者金锦潘今年初在该报发表《沿高氏后人寻踪“南戏鼻祖”高则诚后裔》（详见2015年12月7日11版），提出一些新观点。金先生显然颇下了一番功夫，文章也颇见功力。在此，我再说高则诚后裔之下落，以补金文之不足。

    马屿岳（鹤）屿二村2011年重修（谱序作者自署修于2012年）《渤海郡高氏宗谱》（以下简称“岳二新谱”）。新谱《外纪·世系图》出现了高可逊的名字，在高可逊栏下注有“妣丽岙冯氏，生一子—高乐静”。“妣”指已故母亲即亡母（参见《辞源》），因而不能把冯氏安人说成高可逊之妻。此前，我查过马屿《上曹渤海高氏宗谱》（以下简称《上曹谱》）等所有《高氏宗谱》（包括瑞安市图书馆的藏谱），未见含有高可逊名字的“外纪世系图”，仅在马屿《上曹谱》中见到《第十八世中丞可逊公实录》及其中一道《诏书》，以及一篇署名明福建左参政杨景衡的《高母冯氏安人九秩寿序》。杨序说，这位冯氏安人是高乐静之母。乐清族孙增广生震川元龙于清同治十二年撰写的《续修马屿高氏宗谱内纪序》也指出：“余展而阅之（指马屿高氏宗谱），见其外纪仅书先祖功烈官阶传赞。”这表明以前的岳屿《高氏宗谱》并无“外纪世系图”。而且岳二新谱中矛盾重重，如“内纪世系图”云“始迁祖乃祥字一曛，子可芳生于1605年”，“外纪世系图”则记有高可逊及其父乃达（字一源），虽未注明出生年月，但据其中“洪武初（1368）向朱元璋献十策”的所谓记载推算，高可逊之父应生于元朝中叶，造成同地同辈年龄竟相差300多年的咄咄怪事，诚如金记者所说（谱中）“产生矛盾无法解释。”岳二新谱谱序也说：“原有老谱毁于文革。”既如此，岳二新谱高可逊的“世系图”和所谓他向朱元璋进献十策的内容从何而来呢？岳二新谱保存人始终不肯出示老谱，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根本就没有老谱，岳二新谱上述“记载”纯属有人为证明高可逊是向朱元璋而不是建文帝进献十策故意捏造，从而造成其多处错讹，说高乐静是高可逊之子也可能从《上曹谱》的杨景衡序得到启示创作的。因此，岳二新谱有关高可逊的内容不足为据。

    此外，《第十八世中丞可逊公实录》中的诏书绝不是明太祖朱元璋颁布的。“朕以眇躬，叨膺天眷，扫除元虏，获振丕基”意思是：我受帝王（天子）对我的恩宠、信赖，将扫除元虏、获得振兴的丕基之业交给我继承。这就是明人说的“建文帝以世嫡承基”，怎会是朱元璋的口气呢？《马屿高氏宗谱》中有八道《诏书》（圣旨），其余七道都有时间、落款，仅这道《诏书》没有时间、落款！如果这道《诏书》系明太祖颁布，怎会没有落款？如果高可逊确被明太祖封为北都中承（此官职在明代子虚乌有），即使第二年即英年早逝，其后人定会安居乐业，为什么反而神秘消失，以致曾经繁荣的高宅腕百年之间“遗构无存故址荒”、“独有荒墟还夜月，更无卧柳可春风”、“路名高宅腕，人比谢公墩”呢？唯一合理解释是：这份诏书是建文帝颁布的，因朱棣篡位后即“复洪武旧制，革除建文纪年”，设下森严的“文字狱”，辅以极恐怖的“瓜蔓抄”，谁敢公然冒犯？当年《上曹高氏谱》能将《高可逊实录》与《诏书》保存下来，应当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尤其朱棣上台后“曾三次下旨修改《明太祖实录》，为自己夺取皇位寻找堂皇理由以美化自己形象”，指使人故意抹黑高可逊等建文旧臣或制造高可逊向明太祖甚至明宣宗献十策之类“史证”不仅可能，而且在朱棣版《明太祖实录》中比比皆是。再者，如果高可逊献十策第二年便“英年早逝”，他还能有《淮阴旧城》《泗亭吊古》及《万竹庭》等诗作吗？

    从历史情节来看，也可证明林上梓所指“则诚公嫡孙”即高可逊。文史界通常认定高则诚生于1305年（元大德九年）。古代每世（代）一般间隔30多年，其孙约生于1365年。1398年，朱元璋逝世，皇孙朱允炆即位，次年改元建文，高可逊时年约30多岁。明谈迁著《国榷》记载：“建文元年（己卯，1399）二月颁诏求贤，自守令以上，皆得荐举”；《明代政治史》记载，“建文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诏荐举，诏内外五品以上文官及州县各举所知”、“不问下僚平民及因累充军者，悉听保举吏部所用”。高可逊因此向建文帝进献十策，被认为“可用之贤才、辅政之良弼”而“被补中丞”才符合情理。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篡夺帝位时，除黄淮等24人出城迎接朱棣，建文帝其余臣僚460多人全数逃逸，高可逊应是其中之一，他的《淮阴旧城》和《泗亭吊古》诗便是明证。这两首诗与赴阙途中的四首诗对比，心境截然不同，稍懂古诗词的人都可体味出来。《高氏诗集》说高可逊向宣德帝献十策显系规避风险之举，其中的《金陵望阙》诗题就可证明他是赴南京朝见皇帝，因宣德帝爷爷朱棣早把首都迁到北京。既如此，“靖难之役”后，高可逊及其家族当然要逃逸。

    那么，他们逃往何处呢？从高可逊存留的八首诗来看，他们在“靖难之变”后辗转逃到高楼下泽（时名上曹）。后来，部分裔孙再次迁移：高世亮迁往偏远的青田与瑞安交界地山垉（属青田县）、汤垟（属瑞安县），有的迁往五十都玉壶，有的迁往来暮乡四十一都吴堡村，有的迁往峃口吴界山等地。他们为什么放弃下泽这样的水陆交通方便的地方，而要搬往偏远山区呢？当然是为逃避当局可能的政治迫害！很可能就在那段非常时期，他们才有意谎说“祖上在处州当官遭兵燹不能归籍”，隐瞒到此避难的真相以自保。《南川谱》初编于道光乙巳年（1845），上距“靖难之役”440多年，后代极有可能不明所以、信假为真写进族谱。《南川谱》“于天启年间遭兵燹”之说很可能源自于此。林上梓为高维久作寿序时任嘉定知县，时在1740年前后。高维久系高世亮六世孙即高嘉谋的八世孙，约出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由此上溯约240年，高嘉谋约生于1440年，比所谓“天启兵燹”早180多年。可见《南川谱》所说的下泽高氏先祖来自浙江处州的说法有误，但该谱自有许多可信之处，应当科学分析。后来，高世亮转迁至湖岭南坑，为南坑高氏一世祖，他的六世孙高维久就是林上梓为之作寿序的“元则诚公嫡孙”后裔。由此可见，高楼下泽、湖岭南坑、马屿上曹等地的高嘉谋、高世亮后裔确是高则诚后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