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思

    ——我与李国善的情缘

    ■张鹤鸣

    我在《知遇之恩，永志不忘》一文中说过：在瑞安文艺界，最要感谢的是文化局首任局长叶尚义和越剧团党支书李国善，他们在知识分子最“臭”的时间最赏识我，信任我。这样的知遇之恩，岂能忘怀？

    女儿发来噩耗，说老李伯伯走了。我心情无比沉重，耳听着淅淅沥沥的雨声，眼前闪现过往的点点滴滴——

    老李是昆明军区转业到瑞安的文艺干部，落实在瑞安市越剧团任支部书记，老李充分发扬民主，发挥集体智慧，领导班子度过了艰难的空窗期。后来，在徐胜东局长主政时，经过全团民主选举，新班子由李国善任书记、我任团长、姜锦华任常务副团长，以三人为核心组建成功，温州市文化局常驻瑞安的杨柯导演称之为“三驾马车”。

    我和锦华冲锋在第一线，老李是坚强的后盾。有老李保驾护航，我们就大刀阔斧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果说我和锦华是砂石和钢筋，那么老李就是不可或缺的水泥，没有水泥，建不成高楼大厦。尤其当我提议将创新幅度超大的外国童话剧《海国公主》再次强行上马时，老李毫无保留地表示支持。新班子刚组建就首推《海》剧上马，老李书记的支持尤其难能可贵。在后来的风风雨雨中，老李始终与我同舟共济。直至《海》剧演进了中南海，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老李毕竟来自大军区，待人接物大方得体，正好弥补了我的不足，我虽然肯干、肯动脑子，但容易怯场。《海》剧的成功大大超出预料，猝不及防，要应对许多大场面，有老李压阵，我心里就镇定多了。

    幸好，我们三人优势互补，一路顺风顺水，虽然忙忙碌碌、辛辛苦苦，但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意外事故。曾经有两次险象环生，但最终是有惊无险，谢天谢地。

    一次是在仙降演出结束时，返回城关的车子迟迟没有到，演职员工归心似箭。等了好久，终于来了一辆敞篷车和一辆拖车。大家争先恐后一拥而上，像许多筷子插在笼子里，没有扶手，没有遮拦，更要命的是路况糟透了，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道路泥泞不堪。人员密匝匝插在前车的“筷子笼”里，后面的拖车装满了戏箱和布景。车子颠颠簸簸歪歪扭扭蹦蹦跳跳上路了。我和老李提心吊胆，赶紧一同挤到车屁股处压阵保护。

    随着车子被高高抛起，车斗中惊叫声不断，一会儿，老李被人浪挤出车斗，半个人挂在车外，情况万分紧急，如果滑下去，后面的拖车就会毫不留情地压过来，后果不堪设想。我死死拉住老李，拼命呼叫，终于旁边的人一起伸手帮忙，总算把老李拉了回来。

    还有一次是在外地巡回演出坐船返回家乡，途经乐清，轮船靠岸时，大家背着铺盖争先恐后挤上一尺多宽的跳板架，非常危险。云生和小玲的孩子才几个月大，让10多岁的小保姆抱在手中跟着剧团跑，小保姆抱着孩子上了跳板，战战兢兢慢慢移步，后面的人等不及了，只顾自己撞了上去，小保姆和孩子仰面朝天差一点摔下去了。好在我和老李有所防备，拼了老命也要拉住小保姆和孩子，总算化险为夷，平安上岸，至今想来还是心有余悸。

    老李的为人可以用4个字概括：善良包容。他坚守“与人为善”的准则，言传身教。尤其是剧团，长年出门在外，千万要经得起委屈。一些演职员年轻气盛，容易冲动。有一次在平阳水头演出，与观众打起来了。老李和我去派出所调解，闹事的观众讲的是当地方言，我们半句也听不懂，无法辩解，派出所也帮不了我们。领头的一声令下，大家呐喊着冲向剧场。此时，老李耐着性子，叫住领头的，好言好语交谈了一会儿，很快交上了朋友。老李记下住址，答应换戏时送票上门。领头人受宠若惊，觉得剧团领导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如此尊重他，很是感动，立即下一道命令，那些准备砸场的群众一哄而散，乖乖回家了。老李没有食言，换戏时果真送票给领头人，于是，此人自告奋勇义务帮我们维持秩序。老李的真诚化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

    剧团出外巡演，我们总是先安排好所有人，最后安排自己。有一个台基，住宿条件特别差，安排好演职员工以后，没有地方了，老李和我将就着把席子铺在戏台二楼的走廊上。有女演员找我们诉苦，说住宿条件太差，根本没法睡，我们把席子掀开：愿意与我们交换吗？她见我们睡在高低不平的水泥走廊上，也就没有怨言默默回去了……

    回想巡演时的艰苦与快乐，至今难以忘怀。老李、杨导和我三人同住一室，演出结束后，总是先评戏，然后天南地北地神侃，常常是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天都快亮了，这才赶紧入睡。这一切都那样美好，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不久，市委常委会决定让我去文化局任职。尽管有许多的不舍，但只有服从安排。调文化局不久，恰逢市文联换届，我又被推举为市文联主席。

    此时，我的创作等事业攀登上最后一个高峰，接连出版了数十本专著。虽然没有时间拜访老朋友，但心中时时牵挂，尤其在剧团鼎盛时期的老杨导演和老李书记，我们的深情厚谊是刻骨铭心的。

    今年春节刚过，还来不及去看望老李，不料他已经匆匆仙逝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留下这篇短文，寄托我的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