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

    ■项学品

    正月初四上午，表兄在亲戚群里发信息：“我爸早上8点10分走了。”10岁的女儿看到了，天真地问：“老爸，‘走了’是什么意思？”我默默地没有回答，思绪却如随风而去的气球，飘到了遥远的时空。

    姨爹是一位退伍军人，曾在上世纪50年代末当过兵，退伍后转岗到武汉一家国有企业，后来为了把我姨娘也转为居民户口，他们一家转而到江西九江瑞昌的国有大型造船厂，并在那儿安顿下来。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国有企业可是香饽饽。彼时，对于生长在浙南小山村的我们来说，姨爹一家就是美好生活的代名词。就如法国小说《我的叔叔于勒》中约瑟夫眼中的于勒，是我们姐弟仨一年里最大的念想。好多年才回来一次的姨爹一家人，除了穿着光鲜得体外，给我们带大白兔奶糖、芙蓉糖、香糕、崭新的衣服等物品，还会给我们讲述外面世界的精彩，让几无离开过小山村的我们一家大开了眼界。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转岗后的姨爹也是蛮“拼”的。虽然我不曾到过那个曾红火一时却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日渐萧条的大型船厂，但我能依稀想象一位高大挺拔的帅气后生每天穿梭在造船厂和家属院之间。在已初具雏形的船舱里，他俯下身子，拿起锤子，用力敲打着每一个尚未合上的卯榫，而那清脆刺耳的回音，又从另一侧的舱壁回头再次传到他的耳朵里。那声音如咆哮的钟鼓，一次又一次地在他的耳朵里回荡，试探着耳膜的底线。多年后，他的听力功能渐渐丧失，犹如晚年失聪的贝多芬，与别人交流已然成为了一种困难。偶尔见面时，我对他的问候，他都会示以略带点尴尬的灿烂笑容，这笑容，也成了姨爹刻在我脑子里最深的印象。

    姨爹的离世，对于他自己来说，似乎是有一种预感的。去年初冬时节，身体状况已差强人意的他犹如一个小孩，犟着性子一定要马上去九江走走。拗不过的表哥，无奈只得一路陪着来回。回到温州后，他曾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去九江了。以后，我再也不会去了。由于长途来回，孱弱的身体禁不起折腾，他便住院了一段时间。

    出了医院后，他的身体似乎又回到了正常状态。每天大清晨，他都会出去溜达，谁也拦不住，犹如去哪儿赶集一样。虽然已近八旬的年龄，也曾经中风过，但是身高一米八几的他，步子还是很大，再加上他前行的步伐坚定，纵使有点趔趄，速度还是奇快。前不久的一天，他从外面回来后，使劲地比划着，可表哥一家愣是没有听懂他的意思。他跺着脚、拉下脸，原本就有点急躁的脾气，更是急不可耐——原来是他自己一个人出去理发，却没有带钱，需要从家里拿点钱。

    虽然他的作息和脾气都有点反常，但在家人眼里，他的身体状况比起住院那段时间，已经好了很多，安稳地过好这个年，是不成问题的。可猝不及防，风雨便来了。年底的一个早上，坐在床上的姨爹，突然间晕倒，转而便昏迷不醒了。送到医院，姨爹已经不会说话、不会动弹，连睁开眼睛，都是一种奢侈。在生命的最后半个月里，他没有说话，没有进食，靠针剂维持生命，就如逐渐熄灭的火焰，安详平和地走向生命的尽头。正月初四，在湖岭的家里，他缓缓地闭上那只昏迷后好不容易睁开的眼睛，去往那没有病痛、没有失聪的天堂。

    我特地请了半天假，去送姨爹最后一程。那天，没有风，没有雨，天空澄澈。由于姨爹一家在外时间长，送丧的人并不多，但大家拿着白花，却都肃穆、安静。姨爹的坟墓在湖岭镇区西边的松坦公墓，3年前离世的姨娘已在这里静静等候。站在他的墓前，可以眺望整个小镇，四周皑皑的青山，如一位慈祥的母亲。穿过小镇，东边的山脚下，就是冯岙村，一个他出生成长，却在入伍后再也没有回去居住过的故园。

    不远处，三十二溪、三十三溪的水流汇合，流到飞云江，流到东海，与长江的水一起流向无边无际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