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风琐忆

    ■元锋

    前不久，父亲去世。在处理后事的过程中，父母教育我们子女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脑海里。

    我的曾外祖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的烈士。打小时候起，父辈就不断给我们兄弟姐妹讲曾外祖父的故事，讲做人的道理，激励、鞭策我们努力工作，拼搏奋进。

    我的曾外祖父叫林炳葱，1928年加入农会组织，1929年结识浙南著名红军将领、红十三军代理军长雷高升后，加入农民赤卫队，先后参加了袭击国民党平阳鳌江警察所、瑞安陶山警察所的战斗，并积极筹措军需物资，组织交通联络，秘密安排红十三军将领和战士食宿等后勤事宜。1932年雷高升牺牲后，他就地隐蔽，减少活动，保存实力。

    1935年，刘英、粟裕带领红军挺进师到浙南一带活动。在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的领导下，浙南的党员队伍和党组织发展迅速。曾外祖父不但在这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担任南岙村党支部书记，在瑞安与平阳交界处发展党员，为党筹集经费，为红军部队购买物资、安排住宿、护送党的干部、递送情报。

    1937年6月，刘英同志率领临时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在瑞安和平阳交界处隐蔽、转移，曾外祖父负责地下交通线的组织工作。在掩护刘英同志安全转移后，被国民党十九师逮捕，敌人严刑拷打，他宁死不屈，严守党的机密，最后被枪杀，壮烈牺牲。

    我是听着曾外祖父的故事长大的。“你要继承先烈的遗志，一心跟党走，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永不变色”，这是父辈经常教育我的话。正是在红色故事的熏陶下，我在大学时代就入了党。

    母亲告诉我，曾外祖父被捕后，知道必死无疑，就托人叫我外公带一条旧裤子把他身上稍新的裤子换回来。他的这种节俭精神也是我们家的“传家宝”。如今，每当我看到女儿吃完饭，碗里还剩几粒米饭，我都会拿来吃干净。几次下来，女儿也吃得越来越干净了。

    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学校要给困难学生发补助，班主任将我列入补助名单，让我填表格。母亲却劝我放弃补助，她说，比我们穷的人还很多，让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同学吧！

    我的父亲曾在厦门海军某部当兵，复员时，组织上照顾他，安排他到上海轮船公司工作，但他把这个名额让给了战友，自己却回到农村。最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乡卫生院院长。这是一个新行当，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他居然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乡村医生。

    上世纪60年代末，乡里一个生产队有20多人吃了死牛肉，上吐下泻，生命垂危。父亲马上组织抢救，并冒着大雨徒步到10公里外的区卫生院拿药。回来时，水已将路淹没。父亲把药扛在肩上，在齐胸深的水中艰难跋涉一天，终于把药拿回来。20多名农民兄弟得救了，但父亲中了湿气，得了慢性肾病，直到后来发展成肾癌。

    父母的言传身教、与人为善的理念深深植根于我的心灵深处，使我在日常生活中渐渐形成宽以待人、凡事让人三分的性格。这几年我越来越热衷于慈善，可能也缘于此吧。

    1991年，58岁的父亲患了肾癌，并且已是中晚期。做左肾切除手术时，我还在杭州读大二。为了不影响我学习，他故意不通知我。我是寒假回家才知道的。“这么大的事为何不告诉我？”我抱怨说。父亲却轻描淡写地笑笑：“没事没事！”好像什么也没发生。后来我带父亲到杭州向一老中医求偏方。当那位老中医明确告诉他最多只能活一年半左右时，父亲很坦然，他很有信心地说，我会战胜癌症的。后来，他给一些战友写信，说自己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柬，但不会去“赴宴”的。

    术后，他按自己摸索出的一套方法，坚持服用中草药。在治疗期间，他照样玩命地工作。退休后，他去村里承包荒山，种起了杨梅。虽然没赚钱，有几年还亏本，但他乐此不疲。

    2011年，他查出胆囊息肉,病理切片结果为“癌前病变”，我们都让他注意，他一笑了之：癌都不怕，还怕癌前病变？

    2013年初，父亲病情加重，但他依然十分乐观，若无其事。“我要与癌共存，和平相处”，他说。

    2014年，他在肾功能彻底丧失后，就靠透析维持生命。母亲常劝他早考虑后事，他总是说“还早呢”，依然是很平淡地过日子。朋友来看他，他就说：“我的命够本了，后面的日子都是利润！”

    这些年节假日我回老家看他。他虽然因长期透析身体比较虚弱，但仍然打起精神跟我聊天，“我都好，你在北京要安心工作,为反腐败斗争多做贡献。”他经常叮嘱我。

    父亲去世后，我们几个子女打算请保姆照顾母亲，近80岁的她坚决不让请，我们也只好作罢。

    我的父母亲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在利益面前的谦让，对工作的认真态度，面对疾病的顽强，以及善良、正直、淡泊、勤俭的人生态度，都润物无声地影响着我。每当我碰到困难和问题，一想起曾外祖父的故事，一想起父母的教诲，我马上会振作起来，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困难是克服不了的，人生中没有什么坎是迈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