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春如生平史事考

    ■俞光

    先祖父俞春如是民国以迄新中国的瑞安知名文史学者，浙江省文史馆首批馆员。现对他的一些生平史事考证如下：

    俞春如与瑞安中学

    他与瑞安中学很有渊缘。 据俞春如《五十述怀》诗，其中有“都讲黉庠息旧游”句，并注：“余主邑中校教席五六年，旋以他就辞职。”都讲、黉庠均为古代学校名，可知他曾在瑞中任教五六年。

    他何时在瑞中任教？据俞雄《先祖父俞春如先生生平和学术成就》：“瑞安县革命先烈林去病、郑馨、黄得中、张子玉等，均是他的学生。”而据《瑞安市志》、《浙江省瑞安中学校志》（1896—1995），林去病、黄得中于民国十一年（1922）在瑞中初中毕业，郑馨和张子玉分别于次年、民国十五年在瑞中初中毕业。此外，先生逝世后，时任浙江省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的张忍之特地发来唁电：“声名著世，瑞安政协尊耆宿；著述等身，浙江文史有遗篇。”署名“受业张忍之拜挽”。可见张忍之亦为他的学生，而张忍之于民国十六年在瑞中初中毕业。民国十七年，瑞中校刊《瑞中》创刊号上有俞春如《怀旧》诗二首和《文章通论》一篇。据此可知在瑞中任教的时间应为民国十一年至十七年（1922—1928）。

    他在瑞中任何课教席呢？《浙江省瑞安中学校志》（1896—1995）指出，民国十年至二十年，瑞中设有三民主义、国文、地理、历史、数学、博物、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音乐、体操等课程。根据他以文史见长及在《瑞中》创刊号刊登诗、文的内容来分析，当是主国文教席。

    《文章通论》是俞春如论述作文技法的力作。他认为作文要立诚、孕气、取义、翻新、求纯、存厚、达意、谐调。即作文要真实，要有气势，要多引圣贤经典、诸子百家书中道德、行为规范和正确道理作为依据，要有新意，要有条理精炼，要厚道，要让人看得懂，要音调和谐。这些对于当时以至今日的写作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俞春如与云江吟社

    民国时期，瑞安有一个重要的诗歌社团——云江吟社，它的活动可分为陶社（1924—1930.8）和云江吟社(1930.9—1942.2)两个阶段。陶社阶段的社友有胡调元、李炳光、宋慈抱、孙延畛、胡隽铭、杨时中、陈世芳等人。云江吟社阶段的社友除上述人（胡调元、李炳光已去世）外，据现存瑞安玉海楼的《云江吟社诗课》4册记载，还有项葆桢、俞春如、郭弼、林维乔、王佑宸、项济群、洪钟律、王凝、孙师权、蔡哲夫、金声远等。在他们的带动下，云江吟社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抒发爱国情怀，歌颂祖国大好河山、咏物咏志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俞春如的遗著为我们确定云江吟社阶段的始末时间提供依据。《俞春如集》封首有《云江吟社同人十周纪念摄影庚辰正月上元日》照片一张，庚辰即为民国二十九年（1940），由此推算，云江吟社为民国十九年开始改称。《云江吟社诗课》在庚午（民国十九年）八月以前，均称《陶社诗课》，此后改称《云江吟社诗课》，并有《题庚午中秋云江吟社同人摄影》诗12首，亦可证。

    在《春庐诗话》中《胡醉茗诗》还云：“云江吟社创自辛未（应为庚午）至壬午（民国三十一年，1942），以时事多艰，朋侣星散，遂辍雅集。”这里的“时事多艰”是指1942年日军飞机连续对瑞安县城狂轰滥炸及瑞安第二次沦陷，瑞安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谁还有心吟诗作对呢？

    他的遗著还介绍了云江吟社的大致活动情况。《春庐诗海拾遗》中《癸酉上元云江吟社同人雅集摄影》诗引道：“民国二十二年，余自栝苍（今丽水市）归里，承友人之召，入云江吟社。社友十二人随月值燕。”这时云江吟社的活动与陶社阶段比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参加活动的社员由于种种原因，由原来的40余人减少至10多人。《云江吟社诗课》作者人数可证明这一点。二是活动方式由原来的不定期集会转变为定期宴会，燕者宴会也，即社友按月轮流负责宴会的召集、接待工作。三是活动地点由固定（在陶社）变为不固定（由召集人临时确定）。故因位于陶尖峰下而得名的陶社变得有些名不正言不顺，遂改称云江吟社。

    在现存《云江吟社诗课》中，俞春如的诗作有《读〈明史·戚继光传〉有感》《司马长卿》《中秋望月》《孔庙古桂歌》《春柳》《香山四皓》《竹林七贤》等15首。瑞安藉知名学者林树建评俞春如诗作：“直抒胸臆，不事雕琢，风骨峭峻，格调清新。评史述志，肝胆照人。绘景抒情，意境高远。”

    俞春如与民国瑞安县志

    民国二十三年（1934）十二月，县长陈成倡议修志，成立修志委员会。次年，设修志局于范大桥项氏宗祠（今城关二中），后聘邑人项葆桢（慎初）、孙延畛（莘农）、宋慈抱（墨庵）、杨时中（晓民）、洪彦远（岷初）、俞煦甡（春如）、张扬（宋庼）、陈谥（穆庵）、李龠（逸伶）等人开修。他们按照国民政府《修志事例》订立《编纂大纲》，于1938年修成《瑞安县志稿》（大字本），刊行征求修改意见。此后因日寇入侵及经费窘乏等原因，修志一度中断。1942年10月，县长许学彬莅任，修志工作得以恢复。他们对大字本的各卷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改，1943年10月至1946年9月，修改稿陆续付印，至1948年印毕（即小字本）。该志《凡例》指出：“初稿付印名为《瑞安县志》，今于本条特别标明仍作志稿，以待邦人君子修饰而润色之。” “预计全书出版，尚待一年”。但是1948年后，民国政府摇摇欲坠，原计划化为泡影，而且小字本中的卷十一至十五、十七、十八中的党务门等内容，因涉及政治亦未发出，后散佚殆尽。

    据民国《瑞安县志稿》家存本和瑞安玉海楼本，卷一《大事记》、卷二《沿革表》、卷五《氏族门》、卷二十三、二十四《经籍门》、卷二十五、二十六《金石门》等的眉头，便有俞春如的补遗、正误等注释手迹50余条数千字。可见他负责该志的大事记、沿革表、氏族门、经籍门、金石门等的编纂工作。

    他在《春庐读书记》中还谈到：“惟以采访材料诸多挂漏，往往艰于下笔。盖自嘉庆志修后百有余载，官府之案牍散佚既多，私家之著述收拾又少，采访者以禄薄识浅，草率了事，故求其可资以编辑者颇不易得。且处此维新世界，志中所涉及的地质、户口、物产、实业、政治、教育、交通诸端尤为重要，非有新知识而又得丰富之材料，不能胜任而愉快，若仅取旧学有根底之徒，依据古人编法，纵其文理可观，仍不足以餍人之所望。”民国《瑞安县志·凡例》亦提到：“乃因抗战八年，继以萑苻不靖，材料缺乏，人力物力同感困难。”可见修志的困难除了时局动荡、经费缺少外，一是材料奇缺，二是新旧知识交替带来的困惑。

    他称：“故余在局中深以绵薄不胜为虑。”除了努力收集、整理现有的材料外，还广泛发动有关人士深入各城镇、乡村采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他编的《氏族门》约5.5万字，记载了全县127姓的渊源、支派、住所、户数、谱牒的详细情况，其搜罗之全、记载之详尽、考证之仔细，在温州明、清、民国现存35部府、县志中绝无仅有。直至民国《瑞安县志稿》陆续分篇印行后，他仍继续搜集补正不已，片纸条疏无不珍惜，蝇头细字弥足珍贵。如他在该卷中，补入孙锵鸣的《东浦潘氏族谱略》《李氏谱叙略》、《孙山孙氏谱序》等珍贵记载，为这些姓氏的渊源提供了有力依据。

    他在编纂中，特别重视瑞安人文鼎盛的特点。他所负责的《经藉门》上下2卷，共10.5万字，《金石门》上下2卷，共10万字，其规模宏富，在历代温州府、县志中亦属罕见。如他对“清孙诒让《契文举例》条”，补充了朱芳圃撰写的《孙诒让年谱》中提及，孙诒让“五十岁冬，撰《契文举例》成，即以原稿寄呈端方。辛亥国变，端氏死难蜀中，其后家道中落，遗书散出。民国五年丙辰（1916）冬，王国维得其稿本，因寄罗振玉，刊于《吉石庵丛书》，其书始显于世。”考证详尽，弥足珍贵，足见考证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