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队屋

    ■高振千

    每次回老家，都会从大队屋前经过。听说大队屋几年前被一位种粮大户买去做农场生产用，后来里面开办工厂，近几年改开超市了。大门上方是一幅巨大的超市招牌，经过装修后，超市里面已经看不到原来大队屋的结构了。随着大队屋前面的水泥路不断抬高和靠近，只用两级台阶就能直接进门。

    大队屋大门前原先有十来级台阶，都是褐色的条石筑的。前面是五间二层楼，青砖勾缝的墙壁，地脚岩之间水泥堆缝，玻璃窗户及钢筋栏杆；后面是空旷的大会堂，两排木柱支撑着屋顶的人字木，最底处有几个房间。原址大概是一座庙宇，新中国成立后拆建为大队屋，社员们都叫“红殿”，那时是全大队里最气派的建筑，听说当年我父亲也曾经参与建造。

    这座现在有些简陋和落寞的大队屋，坐南朝北，处于全大队的最中心地段，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却是一个大队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是全大队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每逢大队屋里演戏、放电影，不论白天黑夜，里里外外人山人海，人声鼎沸、挤挤挨挨。

    一楼中间是路道，右边有药房和会计室，左边有卫生室和售票室，一律的水泥地面非常干净。沿着售票室后头狭窄的楼梯咚咚咚地上去，二楼有走廊，是观看样板戏和越剧、电影的最佳位置，几个木板相隔的房间，其中有堆放文宣队各种各样道具和锣鼓、乐器的，有曾经做过计划生育结扎临时手术室的。

    大会堂两边墙壁上的窗户都很高，大队屋后面就是山坡，没有进出的门，走进去有些阴暗和阴森，里面的一个大房间里住着五保户老爷爷、老婆婆两个人。高高的老爷爷是个盲人，矮矮的老婆婆好像很凶，一般是不敢进去看他们的。大会堂底部原来是没有戏台的，大约是因为大队文宣队演出的需要，中间垒了大石头、填了泥土算是舞台了。

    那时，大队屋里经常有文宣队演出，演职人员都是大队里的社员，有拖拉机手、有学校老师、有家庭妇女等，节目有表演唱、天津快板、舞蹈、三句半、样板戏等应有尽有，《洗衣歌》《北京京山上》《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反复地上演，虽然各方面有些简陋，可社员们没有其他任何文化娱乐，依旧是人头涌动、场场爆满。

    最熟悉的是会计室。因为父亲是大队会计，有时候会去玩。会计室里两面墙壁上挂满了锦旗、奖状，都被烟雾熏得发黄发黑了。锦旗都是省内外各地送来的，感谢大队派出养萍能手指导工作，镜框里的奖状有张是时任省长周建人签名的。四张办公桌、五六张太师椅、两个橱柜等，好像都是当年从地主家里没收过来的。那个年代，很多事情需要大队里出证明，有时候父亲忙，在家里写了证明，都叫我去会计室里盖印。

    后来，大概是演出的需要，大会堂底部的房间拆了，里面的老爷爷老婆婆不知是过世了，还是搬到其他地方了。原来泥土填埋的舞台拆了，重新建造比较标准的新舞台，前面可以挂大幕，后面可以布景，戏台是木地板，我父亲好像是负责人。一些经典的越剧《孟丽君》《沉香扇》等扑面而来，虽然咿咿呀呀唱词听不大懂，可花花绿绿的行头，就看个台上台下的热闹。

    开禁的不只有越剧曲目，还有一大批黑白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英雄虎胆》《五朵金花》等，加上新拍的彩色《黑山角》《戴手铐的旅客》等，几乎每天晚上都放电影，正月头白天也放，社员们需要买票才能进场观看。大队屋的两扇大门，其中一扇里面已经开了一个小门，就是用来检票用的。入场时，常常是汹涌的人群被堵在大门前，只能一个一个凭票进入。原本的泥地后面被填高了，形成斜坡不至于后面人的观看被遮挡。为了逃票，胆子大的会合伙攀爬、翻越大会堂高高的窗户。

    改革开放后，大队一分为二改为村，分别为岳一村、岳二村。一度作为影剧院的大队屋，就再也没有演戏和放电影了，也就逐渐破落和失去了人气。不过，大队屋给了我这一代人最初的文艺启蒙，虽然有些肤浅、粗糙和简单，却在我这一代人的记忆中打下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