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四公许铸

    ■许京安

    祖父英年早逝。五个叔祖在当时“民主共和”和“实业救国”的社会思潮影响下，先后东渡日本留学。学成回国后，多数在外地，只有四叔祖长期居住在家乡，我曾有十多年与他朝夕相处。

    听老人说，我尚在襁褓时，四叔祖“含饴弄孙”，常常抱着我在大堂里来回走动。我年幼，没有留下记忆。随着年龄增长，四叔祖的形象逐渐在我心中积累起来。四叔祖许铸，号冶荪，当时我们尊称“四公”。他个子不高，瘦瘦的脸，戴金丝边眼镜，留着长胡须，和蔼可亲。我有时到他住房（西厢房）玩。四公博览群书，室内有一排大书橱，陈列线装古籍书，我看不懂，不去翻阅，只记得一本书面印有《芥子园画集》。

    四公平时看书吟诗，没有别的嗜好，每天抽水烟。烟壶铜制，内盛有水，吸烟经过水过滤。我离家以后，再没有见过水烟，但记得当年四公吸水烟的神情。四公喜欢兰花，大堂内外摆着几十盆兰花供欣赏。夏天，常买许多大西瓜，每天下午招呼家人一起啃西瓜，边吃边评论瓜味。我后来喜欢吃西瓜，可能与当年常吃瓜有关。

    四公热心公益，年近花甲仍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出任西南小学（现为玉海中心小学）校长。一个留洋大学生，当小学校长似乎“大材小用”，但四公不计名利，认真办学，是难能可贵的。四公常常外出参加社会活动，来去匆匆，我不了解活动内容。

    我在小学、中学期间，除完成课本学习外，爱好参加课外活动，多次担任学生会主席，办壁报、办剧团。在校方安排下，到街头和居民区宣传抗日。大约1944年，四公告诉我，瑞安国民党县党部有人曾对他说，可否让你侄孙参加国民党？四公本来不满国民党，以“他尚年幼”（当时约15-16岁）为由，予以婉拒。我非常感谢四公在政治上对我的关心，否则，我历史上将留下了一个污点。

    1946年秋，我高中毕业，到上海、南京求学，曾写信给四公，禀告在外见闻，表示侄孙的成长进步是由于四公的关怀教导“有以至也”。四公亲笔复示，除了勉励我继续努力上进外，还指出信中有语病：在“有以至”之后应加上 “之”字。四公指出一字之差，显示对后辈的关怀和严格要求。此后我再没有见过四公，但一直记着这个“之”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所在单位（江苏省委办公厅）人事科长告诉我，他与另一位同志曾到瑞安外调我的身世，说我有个叔祖（指四公）在当地，是个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前曾掩护进步青年……这些情况原来我不了解，此后我询问四公孙女许绣云等亲友，查阅《中共温州党史》和有关史料，大大提高和丰富了对四公的认识。

    四公1880年出生于瑞安，光绪二十九年（1903）东渡日本，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专攻文史。回国后，在苏州参加著名诗人柳亚子创办的南社（辛亥革命时期的进步文学团体），除一度从事招商办厂外，长期从事文化教育事业，曾和朱自清等在温州中学当国文教员；抗战前，在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大学、中学教书。抗战爆发时，四公已年近花甲，他深感报国无门，即回到家乡办教育，在担任西南小学校长之时，自力更生，改建校舍，招贤纳士，校风优良，西南小学成为模范小学。他还先后举办了两所幼儿园，开创了家乡的幼儿教育，并多次捐赠房产作为小学和幼儿园校舍。

    四公一生淡泊名利，但遇事主持正义，敢于抗争。抗战前的1935年，温州中学洪彦林等数位进步青年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被当局逮捕。四公闻讯拍案而起，亲自奔走南京、杭州，据理力争，并联络国内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被捕青年因此获得释放。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国民党政治腐败，民生凋敝，经常拖欠教师工资，瑞安的小学教师为谋生计，公推代表，由四公牵头，向县政府请愿。县长借口推卸，讨薪未成，又到县参议院请愿，四公一再陈述教师困苦，要求政府发给欠薪。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城罢课，当局惊恐，被迫发放了全部欠薪。我后来听家人说起，在讨薪之后，瑞安各界人士敲锣打鼓给四公送来一块匾额，高悬大厅，进门就能看见匾额上“急公好义”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四公是爱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后来认识不断提高，支持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独裁、打内战，成为我党的党外朋友。

    1949年5月14日（瑞安解放第四天），当时浙南地委书记、浙南游击纵队司令龙跃和纵队副政委胡景瑊，就在瑞安县城接见了四公许冶荪先生，龙跃表示：“许老先生过去对革命作了许多贡献，特此表示谢意。现在虽然解放了，但地方兴革任务还很重，请老先生多提建议和批评。”这是瑞安地区党组织对四公为浙南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今年是四公诞辰140周年，特撰此文以表敬意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