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妙

    每到岁末，我的案头总是寄来各式各样的日历，有摆在桌子上样式精美的台历，有挂在墙上色彩斑斓的挂历，也有附在杂志或笔记本上的简约日历……无论是哪一种日历，都在提醒你，时间过得飞快，薄如蝉翼，轻轻一翻，三百六十五天就在生活中无声谢幕了。

    而在各类日历中，我特别怀念起祖母家的老黄历。

    小时候，我跟随祖母生活，祖母家有一个谷仓，谷仓的上方挂着一本如书本一样厚重的日历，祖母叫它“老黄历”。日历的封面上方印着“恭贺新春”四个烫金大字。中间立着一手端着寿桃，一手拄着拐杖的老寿星，他的膝下围绕着白白胖胖的童子，一年的日子就在这喜气洋洋的画面中拉开了。

    那时候，我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撕日历。凡是黑体字的日子就随手揉成一团，用力投掷到对面矮房猪圈长着青苔的瓦缝里，然后赶紧洗漱吃早餐，因为这样的日子我要去上学，而到了红色字体的日子基本上是星期天，我便摩挲着将它带回被窝，欢喜地看着它，觉得它上面的每个字都是那么漂亮，那些几点涨潮几点潮落，那些宜什么忌什么的字眼亲切得不能再亲切。于是就赖在被窝做春秋大梦，梦中有吃不完的苹果，有长得可以尽情放纵的假期。直到祖母在楼下大喊：再不起来，饭就喂猪了！见我毫无动静，祖母踩着细碎的步子，身后跟着那只毛色斑驳的老猫一步一步行到楼上。于是我就慌里慌张地起身套衣服，那张红色的星期天日历也被带出被窝，飘在冰冷的地板上，一脸委屈。

    那时候我们居住的房子大都两层砖瓦结构，白墙黑瓦，八九间联排建筑，它们大多坐北朝南，二层的门脸上雕刻着如“万山红遍”“千娇百媚”，也有更长的，我同学住的房子就是十六间联排房屋。外乡人若是问路某某地方怎么走，被问的人可能一脸懵圈。如果改口问十六间怎么走？被问的人马上会笑着回答：哦，十六间啊！在那里！显然，十六间已成了小镇标志性的建筑，幽幽地泛着岁月的沧桑。小镇有些年头的建筑还有很多，比如爬满青苔的节孝牌坊，比如落在水云间的一线天老街。老街林立着许多老店铺，裁缝店、杂货铺、中药店、打铁铺……不管是九间、十六间民房，还是这些铺子，他们的墙上或半壁上也点缀着一本老寿星日历。有会过日子的人家不撕日历，用一根橡皮筋勒住日历，将逝去的日子一一塞进去，高高吊起来，年终时拿下来就能派上用场。有时候女人们掸新时用它擦玻璃，有时候孩子们烧灶时用它来点火。可祖母家的日历因我这双不安分的手，日子一个也没留下，统统飞走了。每当青瓦上铺满白霜，稻秆垛子上垂挂冰凌的日子，老黄历上的日子就薄了，一年就要过去了。心中想着父母该从远方回来了，胶炒米糖的异乡人该出现在村口了，沉寂了一年的年糕厂又该升起袅袅炊烟了，由衷的快乐自心底升起。新日历被重新挂到谷仓上方后，老寿星仍然年复一年地笑盈盈端着寿桃。

    工作以后，住在单身宿舍里，直到周末才回家看祖母。祖母家依然使用老寿星日历，我不在的日子，祖母的日子似乎凝滞了，日历仍然停留在我走的那天。我撕下那些陈旧了的日子，扔到瓦背上。有些被雨打湿了，有些不知道被风吹到哪儿去了。撕去的日子有阳光温煦，也有风雨交加，有欢欣愉悦，也有忧郁和悲伤。虽然日子过得清贫，但因心中有爱，日子也算温馨。

    说来巧合，我的终身大事也是一张日历决定。那些日子，我和对方关系尚不明朗，我们互相猜忌着对方的小心思，若即若离，就像两团摇摇晃晃的火苗，太近了，怕烤了对方，太远了，怕冷了温度。有一天，我们相约去看失事的飞机，路过他家的门口，他说，你等我一下，我拿个东西就来。说完，他蹬蹬上楼了。我坐在他家的沙发上，一抬头就看到了墙上贴着的一张日历，画上有三个军人向我敬礼，代表海陆空三军。下方写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那一刻，我一阵悸动，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生命中的另一半就是他了，当过兵的人，应该适合过日子。

    如今，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称体重，然后在台历上记下一个或轻盈或沉重的数字，一天的情绪便随了这些数字起伏。日历由一侧翻到另一侧，当两侧厚薄差不多时，浙南大地便进入一年中最热的一段日子。当日历翻到最后一页时，我将用过的台历放在书架上保存起来。然后拿出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新台历摆在写字台上，在上面写下新一年的创作计划、减肥计划以及圈出一个个特殊的日子，在上面书写简要的豪言壮语、所思所虑。

    如果能把瓦背上揉成一团的日历一一捡回，也许已故的祖母就会复活，她又会带着那只独眼老猫站在床前唤我起床；也许老家那株被伐掉的柚子树又会开出一簇簇洁白的碎花，香气氤氲在门前的小河上。但日子永远都是：过去了的就像电影的默片，静静立在岁月的深处，成为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