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玲

    我经常犯头晕，跟颈椎腰椎不无关系，算是职业病吧。但每次提起这个痼疾，母亲就归咎于小时候住宅条件。这个话题，就如她以前使用过的纺纱机，手牵着一根线，只要脚配合一踩，线条就被绵绵不断伸拉出来。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家里只有一间低矮房子。楼上专用来堆放稻谷和柴草之类。楼下前屋是灶台，后屋用晒番薯的竹篾隔了一间卧室，放两张床，除了大人，四个孩子挤挤挨挨在一张小床上。夏天，四个孩子满头生疮发脓。晚饭后，母亲给我们洗了澡，用剪刀把我们头上脓包逐个剜出，再用紫色药水涂抹，爸爸棉毛旧内衣剪下的领子，正好套在我们头上，比纱布还牢固。我赞叹母亲是一位技术高超的赤脚外科医生，一把剪刀，一桶药水，竟然将我们四姐妹顽疾治愈，而且没有伤及我们的头部神经，否则我的记忆不会好到能将那个场景百分百复原。据说，我是当时四个孩子中最严重的，授予的绰号“癞头”当之无愧，实至名归。母亲至今还耿耿于怀，我的头晕，她认为是“头风”，是当时治疗留下的后遗症。

    之后又继续生下三个女儿。七八十年代，农村房子地基取决于男丁，没有男孩就不能再分宅基地，也就意味着我家人口增多，但还是那一间老房子。当第六个孩子降临时，母亲挺着即将临盆的肚子，站在庭院门口，叉着腰，另一只手遥戳村长家坐落方向，大声痛斥视男丁分地基的不公平。这样的痛斥，虽引得一群邻居围观，但没取得多大效果。现在想来，那些围观的，跟鲁镇人们没有区别，她们只能陪几声哀叹，但不以为然，根据男丁分地基在那时是天经地义的。

    穷则思变。男孩还没降临，地基分不到，只能将老房子原拆原建。1978年下半年，秋收结束后，我家开始动工拆建房子，全家十来口人借住在邻居家里。那时候建房子，除了几位木匠师傅和泥水师傅，其他杂活都是远亲近邻帮忙。女人们买菜做菜烧点心；男人帮忙拆房子，整理旧砖或木材，建新房时递送砖石泥水之类。

    后来，弟弟终于惟庚寅吾以降。有了分地基资格，那时候家里也有了一些存款，便变卖了老房子，买了两间地基，建起了两间三层楼。照样是远亲近邻帮忙，照样是几个月，但父母似乎在做一件扬眉吐气的大事，连脾气都变得温和了。

    住上了新房，尽管装修很简陋，但很宽敞，院子也很大。后来家境渐入佳境，房子开始大装修。几年后，每个房间上了油漆，添置一些新家具，也改造了洗手间，每个人都有独立房间。时光荏苒，随着女儿们的陆续出嫁，两间三层楼顿时显得空阔而寂寞。房子如人，也经不起岁月的淘洗，沧桑中掩饰不了老去的痕迹。

    本世纪初，商品房异军突起，小弟到了成家立业年纪，父母在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五六年前，房子市场价翻倍，而且还是不错的学区房。老人家可高兴啦。每次在村活动中心跟老人们闲聊，他一定会有意无意说道，我瑞安那套房子哦，现在值多少钱了……

    老房子地处城乡接壤之处，吸引了很多打工者来此租房。村里一些人将闲置的老房子改成出租房。原本整齐疏离的美丽村落，现在五步一楼十步一阁，盘盘焉，囷囷焉。父母也蠢蠢欲动，打算在大院子前端建一间二层小房子，然后将两间三层楼整改出租。子女们强烈反对。商品房大行其道，稀缺的带院子的老房子何处寻？困在商品房逼仄空间的众姐妹细数院子诸多好处，不仅可以晒被子，而且家里小孩子多，有个院子可让他们尽情玩耍；南京小妹一句话最有杀伤力，如果院子不在，房子出租，我就不回家过年。

    城里有商品房，乡下有带院子的落地房，就像龙凤胎，可遇不可求呀。老人家每次说起一生经历，这两套让他们引以为傲的房子，瞬间就抚平脸上褶皱里的沧桑。他们住不惯城市房子，脚踏实地守着这“阔绰”的老房子。偌大院子确实有着巨大向心力，天气晴好或周末或节假日，我们子女自觉相聚在老房子，邻居大人小孩也喜欢来串门。

    去年底，年逾古稀的父母叫人给老房子屋瓦翻了新。上次翻瓦是1994年，那场台风把屋瓦刮得支离破碎。唉，昔日泥水师傅上了年纪，不敢爬高，又后继无人，这回还是亲戚碍于情面呢，以后该叫谁呢？站在院子里的他们一边整理残破的瓦砾，一边絮叨着，那隐忧沿着他们的视线爬上屋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