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十分关注晚清瑞安学术群体，但至目前，对于晚清瑞安学术群体的性质定位、阶段划分、骨干人物、治学内容、学术成就、学风特色、内部关系和外部联系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对其进行专题、系统和深入研究，不仅有其必要，也很迫切，以填补该领域研究的欠缺。

    19、20世纪学界的关注

    1863年10月，嘉兴学者钱泰吉（警石）为孙衣言《逊学斋文集序》曰“吾愿益专其业而推广之昌明永嘉之学，俾世之人，知吾浙之学，犹有永嘉，永嘉真脉乃在瑞安，不亦美乎”，注意到瑞安在永嘉之学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1919年3月，北京大学校长、著名学者蔡元培在《答林琴南函》中说，“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黻宸）、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君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又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肯定了陈黻宸的文史自成一派。

    1926年，平阳学者刘绍宽在《籀园笔记》中写道，“吾乡自太仆（孙衣言）后，科甲蝉联而起，文风远胜于前，不可谓非其倡导之功。至今新学盛行，而后进蔚起，尚能承其遗绪者，惟瑞安为最。则饮水思源，功何可没也”“今吾乡后起之士，治经治史，颇能绍述孙（诒让）、黄（绍箕）两先生之遗绪，若能盱衡时事，讲求事功，吾知永嘉经制学派必有远绍其绪者矣”，指出自太仆孙氏后，瑞安文风远胜于前，更经孙、黄两先生，远绍永嘉经制学派之遗绪的事实。

    1932年，北京大学教授林损在《送黄生董生南归序》中云，“有清道、咸、同、光之际，中国之人才其衰矣，然吾瓯独有人：文史则孙琴西（衣言），名理则宋平子（恕），才略则陈志三（虬），实行则金遁斋（晦），而我舅介石（陈黻宸）、醉石（陈侠）先生集其大成。此数君子者，后先连踵并起，论其所就，与陈氏（傅良）、叶氏（适）岂有间哉” ，认为晚清瑞安人才兴盛，可与南宋永嘉学派媲美，但未提及孙诒让实为遗憾，而“集其大成”之说也值得推敲。

    1936年，广西大学校长、著名学者马君武在《浴日楼诗文稿·序》中说，“瑞安自乾、嘉来，文学派别亦与中原脉络息息相通，孙敬轩（希旦）以经学名家，孙琴西、仲容（诒让）父子继之，大昌治礼之学，黄仲弢（绍箕）、宋平子、陈介石长于史学，皆卓然自成一家。清之有瑞安，一如宋之有永嘉，为异军特起者也。微尘（项骧）于瑞安学派中，为长于史学者”，认为晚清瑞安学派如同南宋永嘉学派一样异军突起。

    1940年9月，瑞安学者池源瀚致林损的悼词中说，“君为先师陈介石先生令甥，实为介石师学派传人，海内外公论也”，指出海内外公认陈介石所传是一个学派，林则是它的传人。

    21世纪学界的青睐

    2000年9月，温州学者胡珠生在《温州近代史》中称，“通过广泛传布，永嘉学派经世致用学说日益深入人心”“从甲午战后掀起的变法维新思潮，温州是以瑞安为中心向府城发展的。孙、黄崛起后，瑞安文风鼎盛，温州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几乎大部分出于瑞安（陈虬自称乐清人，却世居瑞安；平阳人宋恕，家难后住在岳父孙锵鸣家）或瑞安学者之门（黄庆澄生员赖孙诒让、黄绍箕之力开复；泰顺人周焕枢为孙衣言学生）……加以最早出现的维新事物：利济医院、利济学堂、算学书院以及《利济教经》和兴儒会建议都在瑞安。因此，瑞安的中心地位是非常明显的”，强调了其时在温州，变法维新思潮是以瑞安为中心。

    2000年11月，台湾著名学者陈新雄在主持“孙诒让学术国际研讨会”上说：“林尹幼承庭训，得父亲林辛、尤其是得仲父林损的庭训，又得‘温州维新三先生’宋恕、陈黻宸等学术的再传以及朴学大师孙诒让等名家的影响，并上追宋代永嘉学派陈傅良、叶适诸儒的衣钵。‘瑞安之学’便由林尹教授于1950年代后在台湾继续传承发扬。”可见“瑞安之学”的说法，在台湾国学界并不陌生。

    2005年7月，瑞安学者余振棠在《李笠与瑞中》中说，“在瑞安，从事中国古文字学及考据、校勘之学的好一些学者，他们后来都在学术上创造出丰硕的成果，出版了许多著作，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这些人，与李笠一样都是瑞中学生或在瑞中工作过，都从事古文字学及训诂、考据之学的研究。他们都私淑孙诒让，受孙诒让的朴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且都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果。他们已经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我想在这里大胆地提出建议，不妨称之为以孙诒让为创始人的‘瑞中学派’或‘瑞安学派’吧。李笠就是‘瑞中学派’中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更明确地称瑞安这一学术群体，已经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学术流派。

    2008年10月，温州学者俞雄在《孙诒让传论》中认为，“晚清的瑞安，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维新人物群体。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孙诒让、黄绍箕、宋恕、陈虬等。他们都在全国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地位：黄绍箕，与康有为关系十分密切，是参与了戊戌维新中一系列重要事件的著名京官；宋恕，早期维新派思想家，晚清一大启蒙思想家；陈虬，早期维新派在全国的代表人物之一。在一个县级小城，集中出现如此之多著名维新人物，档次之高，在全国堪称罕见。它是晚清时期出现在瑞安的一个重要历史文化现象，在全国具有突出的典型意义”“晚清出现的瑞安维新人物群，是南宋永嘉学派在晚清时代条件下，结合时代特点，在保留南宋永嘉学派核心价值不变前提下的继续发展。它是新时代条件下，永嘉之学的振兴”，提出了晚清瑞安维新人物群的说法及指出其在全国的典型意义。

    2010年，瑞安学者陈镇波等在《林损年谱》中说，“（1936年）夏，马叙伦被胡适‘媒孽’排挤下，辞职离开北大，被胡适称为‘温州学派’的陈黻宸、陈怀、林损、黄节、伦明、马叙伦或死或走，淘汰净尽，北大完全落入胡适等所谓新派的掌握”，表明北大温州学派还包括黄节、伦明、马叙伦等外地籍学者。

    2013年3月，湖北学者王晓清《中国地域学派叙论》指出，“所谓籀膏（庼）学派是以孙诒让为学术核心人物，以瑞安地缘学风为特性的学术群体”“缅邈不绝的文学传承，表明瑞安一隅的厚重学风。理学沉潜内敛，蕴藉涵泳，启人智慧；艺文沛然泉涌，自出机杼，张扬才华”“就中国学术发端而言，籀膏（庼）学派影响之大，持续之久，聚集学者之多，为同时代、同类型、同地域的其它学人群体所无法比拟”。作者不仅明确提出了籀庼学派及它的核心人物、学风与特性，还以《瑞安地缘学风与学术人文统绪》《“自苦经师”与学者社会》《绝学截然三途，嬗演源同流变》三节，介绍了该学派的渊源、崛起与传承。

    2015年9月，温州学者洪振宁在《后永嘉学派的创立与发展》中说，“近代温州学术文化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孙衣言”“孙衣言之子孙诒让，继承父亲之志，埋首苦读，发奋撰述，走上‘通经致用’的道路，与经世致用的黄绍箕和宋恕等东瓯三先生等人一起，继承、创新和发展温州学术，他们共同创立了后永嘉学派”“后永嘉学派，又可称为瑞安学派或籀庼学派”“这一学派在近现代中国学术的演进和运行中十分引人瞩目，此学派由温州地域文化所孕育并彰显温州区域的人文蕴涵之深度，其事实不虚”。他还在《孙衣言先生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晚清近代瑞安的知识群体，他们在推进近代化（现代化）建设中站在当时中国的高峰，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知识群体之一”，高度评价了晚清瑞安知识群体，也很明确地提出后永嘉学派、瑞安学派、籀庼学派等说法，肯定其事实不虚，并指明它们实际所指是同一事物。

    同年，贵州学者刘思文、孙泽仙在《黄绍箕交游考略》中也提到，“黄绍箕是清末著名的藏书家、教育家，精金石、书画鉴赏和目录、方志之学，与孙诒让合称‘二仲先生’，是‘瑞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从黄绍箕的重要交游活动，能窥见其人生、政治立场和生活态度，认识其在‘瑞安学派’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其对晚清民初维新思潮的影响”，认为黄绍箕是晚清瑞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2020年11月，温州学者潘忠强在《〈我与温州学研究〉学术自传·前言》中指出，“温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曾经历两次文化高峰：第一次文化高峰是南宋时期，以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叶适等为代表的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之学’，或称‘事功之学’”“第二次文化高峰是晚清时期，以孙衣言、孙锵鸣、孙诒让、陈虬、宋恕、陈黻宸等为代表的温州知识群体的新学，或称‘利国济民之学’。他们以教育强国、实业兴国为己任，著书立说，身体力行，发展了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认为晚清温州知识群体的出现，是温州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高峰。

    2022年9月，杭州学者王宇在《永嘉学派前沿论坛》上发言说，“以孙衣言、孙诒让父子为代表的一批晚清知识群体的努力下，在晚清掀起了复兴永嘉学派的高潮，由于这次近代复兴，永嘉学派的文化基因被人为地激活了，实现了在近现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指出了晚清永嘉知识群体崛起的重要意义。

    以上表明，晚清以来，在儒学范围内，瑞安出现一个学术上很有成就，甚至闻名全国的群体；这个群体传承南宋永嘉之学经世致用的独特学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