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发生在明末清初的瑞安城。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进北京，崇祯吊死煤山，明亡。吴三桂引清兵入山海关，李自成败退北京，清兵入京建立清朝。翌年，清兵攻克南京，弘光福王南明政府被灭。第三年，即清顺治三年，清兵进军浙闽。同年七月十四日，清兵三四十骑进瑞安县城，全县入清朝版图。
明末清初瑞安的三任县令
明崇祯十六年（1643），福建莆田人张岳到瑞安任县令，当时明王朝风雨飘摇，瑞安常受来往于闽浙间的军队骚扰，浙闽间各县疲于无度的军需供应，但张岳不畏强暴。明长洛王在瑞安要征民夫千名，全城不安，张岳单骑往见，讨价还价结果只以数名民夫应付。
清顺治三年四月粮荒，张岳设法劝当地殷户赈济，并反对压抑米价，使积粮者出米，外地闻讯亦运米来瑞，米价稍减。七月十四日清兵来瑞前，张岳召集乡绅来衙，以所存库银七百两托管，以应付急需，自己葛巾回闽。
清军入瑞，瑞安县首任县令是随清军南下的罗万象，江南人。他到任后善于调理民食和南下过境清兵的粮草。乡绅以张岳遗留下的库银加以补助。同时，罗万象设法使过境清兵绕城而过，避免入城惊扰百姓，城内稍为安定。但第三年，罗万象被调离。
接任的县令叫宁复雅，做派与张岳、罗万象完全两样，实施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强征暴敛，加上当年遭水旱灾害，酿成饥荒，矛盾叠加，民怨沸腾。从这三任县令的施政来看，宁复雅如能照前两任那样，注重安抚百姓，或许不会导致即将发生的变故，或使变故的程度减轻。
瑞安城发生“负刍之祸”
所谓“负刍之祸”，指的是瑞安西部山区饥民进城夺粮的事，统治者当然认为这是“祸”。事件的根源应从明朝的长期全国性缺粮说起。有人说，明朝覆亡的主因不是清兵入关，而是长期天灾人祸酿成的粮荒。明朝近280年的历史中，全国几乎水旱天灾不断，中后期越发严重，北方更加剧烈，加上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几乎全是被饥荒所逼的饥民。而我们地处江南水乡的瑞安也经常遭受水旱天灾而频频发生粮荒，西部山区的粮荒尤烈。
在明崇祯后期，湖岭山区一带的饥民在一位名叫陈世亨的读书人带领下，已经做好到县城去夺取官府粮仓内的粮食来活命的准备。后来因为崇祯吊死，李自成败退，清兵入关，形势剧变而暂时停止行动。在张岳、罗万象两位县令执政时，粮荒稍缓，他们伺机观察。到了县令宁复雅执政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突然尖锐，便点燃了他们进城夺粮的火焰。当年十月，陈世亨率部分饥民混进城内埋伏，自己带精干队伍事先买通县衙的门子，假扮为清兵马队运送草料的民夫进入县衙，约定时间每人头裹白头巾为记号，集中出动抢夺粮仓粮食。但因有人告密，事情败露，陈世亨等进入县衙的白头巾队伍被捕。
清兵在全城搜捕其他人员，温州清兵主帅即派兵南下，准备“屠城”（扩大目标大肆屠杀平民，此前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就是先例），全城惊恐。幸有温州官府中的个别官员事先通知瑞安城内官员和士绅，四处奔走劝阻清兵主帅。“屠城”未行，仍逮捕城内数个与陈世亨有关系的人来作“替罪羊”。其中就有陈世亨的塾师陈昌言，罪名只是夺粮首领陈世亨的老师，最终被杀害。
陈昌言是位正直的塾师
清初瑞安著名的学者朱鸿瞻，也是陈昌言的学生。从朱写的《陈圣可先生传》，我们基本上可了解这位当一生塾师的陈昌言是位正直的塾师。文章称：“先生字圣可，隐居瑞安岘山之下，以文行勖后进。邑之学者多师尊事之。孝亲、友于兄弟，与朋友以诚，为文词朴率而典则，笑言不妄。智识明达，不信佛老之学；崇祯间，士大夫佞佛尤盛，先生为《著孔篇》（一作编，朱鸿瞻著，陈作序）……揭其卷首曰：‘士绅佞佛，甚为可忧。’不数年，遂有甲申之变（即崇祯十七年，明亡）。时人始信其言。弘光以后，先生幽居愤闷，一发为诗。顺治丁亥（1647）冬十月，邑有‘负刍之祸’，平（定）是难者，夷及平人（民），先生亦不幸遇害，年五十八……”从以上《传》中，后人知道陈昌言只是一介儒生，一介布衣，一世塾师，隐居山下，以自己德行文才教育乡里子弟，受到当地学者的尊敬。只不过对时局变化的愤闷，写了几句诗和一名学生为民众饥荒舍命夺粮，便受到株连被杀，何罪之有，却成为冤魂！
陈昌言的诗集也难脱厄运
陈昌言无辜被杀百多年后，正是史家所谓盛世的乾隆年间（1736—1795），清廷要编《四库全书》，通令全国，广泛征集民间书籍（稿）。乾隆三十八年（1773）正式开馆。当时浙江进献书籍数为全国第一，我们瑞安的林露（探花孙希旦的妻兄）任杭州教授，也参与进献书籍的校阅。陈昌言的诗集《山居草》（之前，瑞安人知道诗集书名的人不多），经过县、府、省三级层层“校阅”后也送到“四库全书”馆“校阅”大人们的案前。结果命运如何呢？再过了145年，到民国初期才得分晓。据当时的《北京大学图书目录·国学门·清史资料整理会刊》称：“乾隆四十八年（1783）九月，红本处（专门查检处理禁书的机构）查办《应毁书目》一册，前后凡7次，共计76种；续办4次应毁书10种，内第6种中有《山居草》一本，为明末陈昌言所撰古今体诗，诗多感慨，应毁。”从以上数十字中，后人才知道陈昌言的一卷诗集名称是《山居草》。好端端的诗集起码是吾瑞史料，却在作者被杀的百多年后，送到京都借编汇中华传统文籍集成时，遭毁，至今匿迹。
从本文的一个塾师和他的诗集的遭遇，不难窥见社会变故，局部地方的动乱，与当地施政者的关系；更可窥见就这么一本“多感慨”的诗集，也免不了“查办”“禁书”者们的“眼睛”。《四库全书》在成书的同时，有多少如《山居草》一样的书籍，遭遇《山居草》的厄运？可见嬴政“焚书坑儒”的屠刀，数千年来一直没有闲着，在乾隆时又被派上了大用场，竟连偏居海隅一角的小小瑞安县城也被“带携”着了，岂是“呜呼哀哉”四字所能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