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廉，生卒不详，字元简，是永嘉学派先驱人物、浙南名儒沈躬行的侄儿。

    唐末，沈家先祖为避战乱，由吴兴（今湖州）迁居瑞安，遂成当地望族。据清嘉庆《瑞安县志》所载，沈家故居在“沈家巷”，位于县城鱼行街东，即今范大桥街。

    受家风传承，沈大廉从小就勤奋好学，饱读诗书。他心中所尊崇追随的偶像，就是当年就读于京师太学、人称“瑞安元丰四先生”之一的沈躬行。他这位叔父确实与众不同。当年，太学同辈都崇尚新学时文，唯独他专攻古学，结果在礼部会考中屡试不第。后来干脆放弃科举，回乡设帐授徒，一心钻研儒术，教弟子以圣贤为依归，笃信力行。

    王安石主政时，认为《春秋》不合时宜，明令加以禁止。沈躬行却不以为然，他发现一部历时20年刻成的石经，其中就有被禁阅的《春秋》，便不顾风险，偷偷将它手摹下来，归藏家中。他也因此被士人称作“石经先生”，一时传为佳话。

    沈大廉受叔父影响，重学问也重修身，追求仁义道德，处处以圣贤言行来约束自己，坚持原则，非义勿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正人君子。他比叔父幸运，于建炎二年（1128）得中进士，开始步入仕途，初任枢密院计议官，绍兴元年（1131）调任监察御史。

    监察御史虽为七品，但决非我们想像中的“芝麻官”。宋代官品的含金量极高，似沈大廉这样的监察御史，也是名列朝班的“京官”，可以面见圣上。更何况御史乃监察之官，主管肃正纲纪、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但最主要的还是在皇帝面前拥有话语权，大事可廷辩，小事则奏弹；上至丞相，下至百官，都在监察奏劾之列。官不大，权力应该说是相当之大的。

    沈大廉进入御史台后，深知责任重大，兢兢业业，克尽职守，尤其在大是大非面前，决不含糊，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挺身而出讲真话。当时，有个名叫周美的给事中，认为皇上的诏敕有不妥之处，于是就根据自己的职责权限，予以封还，并作了驳正。不想，此举惹怒了高宗皇帝，结果受到免职处分。沈大廉得知事件经过后，竟然当廷为其辩护，直言给事中有驳正制敕违失之权，并非僭越，不应受罚。高宗听了大为不悦，只是看在他是个监察言官的份上，才没怪罪下来。

    事隔不久，又发生一起类似事件：中书舍人凌景夏在起草诏书时，也因违背圣上的旨意而被免职。沈大廉同样觉得高宗处事不公，表示要上疏据理力争，替凌景夏鸣不平。这样做岂不是要跟皇帝叫板过不去吗？御史台同僚知道后，都不免替沈大廉捏把汗，纷纷劝他不要冲动行事，引火烧身，一旦激怒圣上，定教你这个小小的御史，吃不了兜着走。但沈大廉向来遇事敢言，无所顾忌，结果还是不听劝阻，坚持把奏折呈了上去。好在多天过去，这道奏折仍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原来高宗皇帝看都没看，根本不予理睬。

    大家都暗自为其庆幸，沈大廉反倒自责没能尽职，说服皇上收回成命。两次秉公执言，均为无果而终，他心里感到郁闷憋气，愈想愈不是滋味。“既然皇上听不进劝谏，要我这个监察御史又有何用？与其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京官，倒不如去当地方官，也好为百姓办点实事。”主意打定，他就向朝廷提交申请，坚决要求外调。

    常言道：“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其时，好多地方官都在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找门路，巴不得想往京都调，哪有京官自愿下基层的？除非你犯错被贬被罚。但沈大廉偏要反其道而行之，结果赢得满朝上下一片惊叹之声，他的正直与执着，受到了舆论的推重。结果朝廷以直秘阁衔，委任他为福建提点刑狱，兼权泉州。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赴任不到两年，却因公务繁忙，积劳成疾，病死在任所。当地吏民无不衔悲哀悼，状元王十朋挽之曰：“能将一诚事，了却百年身。”后来，叶适也盛赞他与沈躬行叔侄俩“本诚居敬，尊绍绝学”。

    沈大廉生前继承叔父躬行之学，所著《论语说》，多有独到创见，可惜已佚。今仅胡宏《五峰集》卷五《论语指南》中，颇多引述其说，因而得存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他存世的诗词仅有两首，一为七绝《鼓山》，诗云：“屶崱峰头万丈梯，上方高与白云齐。青山尽处海门阔，红日上来天宇低。”另为五绝《岳阳》：“夜共潇湘月、朝连巫峡云。烟愁贾太傅，雨泣屈平君。”人们从中仍可一睹乡贤当年的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