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七一”，正值《瑞安日报》复刊30周年，我想去拜访董希凯先生，好了解一些当年他在瑞安办报的旧事。他是我知青战友王新华的舅舅，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瑞安日报》总编，为温州知名的老报人。早年，先父与他交往颇多，我与他也有过一面之缘。想不到临了却被告知：老人家刚于年初辞世，不觉扼腕痛惜，唏嘘不已。

    董希凯是离休老干部，老家就住在东镇街龙泉巷（现东镇社区涌泉巷）口，他父母相继当过多年的东镇居委会主任，被大家亲切地称做“董伯”“董妈”。1946年，董希凯就读瑞安中学时，受革命思潮影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后来，在同班同学、地下党员李忠贤的引导下，加入革命队伍。瑞安解放后，他告别母校，开始从政。

    1949年6月，他被组织派往温州，参加地委干训班学习，回瑞安工作一段时间后，又被派往杭州，进入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习。1956年，从省委党校归来后，他担任瑞安县委宣传部的理论教员。原以为这个理论教员会一直当下去，谁知未干多久，领导便找他谈话，要调他到《瑞安日报》当总编。也正是这次组织调动，改变了董希凯一生的命运，从此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提起这件事的原委，还得从一篇“通讯”说起。

    1956年秋，董希凯在仙岩区罗南乡八水村蹲点。当时，正值互助合作组进行早稻预分。这一年，互助组喜获丰收，社员们有了较多的分红，个个都很高兴。有一位叫做张正伦的老伯，更是喜出望外，直夸互助组办得好，让他家增加了收入。董希凯深受感动，便抓住这个活生生的事例，对张老伯和他的家人进行跟踪采访，深入挖掘，撰写了通讯《张老伯在早稻预分这一天》。这篇通讯真实地表达了农村丰收时农民的喜悦心情，后被刊登在《浙江日报》第二版，占据了差不多半版的篇幅。

    本来，在省报上刊登一篇文章，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可董希凯的这篇通讯报道引起了县委领导的关注，认为他这个政治理论教员是难得的新闻写作“人才”。当时，《瑞安日报》刚创办不久，正缺得力人手，于是县委决定要把他调去负责报社工作。得知此消息后，董希凯心里很紧张，几天睡不好觉，办报对他来说是“全外行”，他总觉得自己不具备当报社总编的水平。但县委领导一个劲地劝导与鼓励，最后还说这是组织决定，作为一名党员必须服从。如此一来，董希凯再也不敢推三阻四，便自觉接受组织安排，毅然挑起了报社总编这副担子。其时，报社就设在仓前街，董希凯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下决心一切从头开始，边干边学，不断探索钻研，“摸着石头过河”。

    他后来回忆说：那段时间确实难，当报社领导，既要出点子指挥人，又要以身作则带头干；更要善于团结全体同志，让大伙儿齐心协力一起干。总之，要与大家同舟共济，迎难而上，创造成绩。经过不懈努力，总算不负组织交给的重任，确保报纸期期出刊，办得相当不错，县委领导也很满意。他一直干到1960年，《瑞安日报》奉令停刊为止。

    《瑞安日报》停刊后，《浙南大众报》指名要调他。起初，县领导不肯放人，后来地委组织部下了调令，县里才不得不放人。那时节，董希凯已在新闻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几年，多少取得了一些经验，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便不再忐忑不安，而是信心满满地前去报到了。

    他在《浙南大众报》担任中层干部，负责编辑这一块。也正是那个时候，喜爱写作的父亲与他以及林白、周益林、苏虹等报人，有了密切的“编通往来”。当时，报社让编辑定期评选好稿，称做“红旗稿”，通讯员若能评上，便寄发一枚“红旗稿”的书签给他。我曾亲眼见过，父亲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好几张“红旗稿”书签，据说年终可以拿它们作为评选“积极通讯员”或“优秀通讯员”的依据。

    那些年，正当董希凯在新闻界显身手、展才华、有所作为之时，上级突然宣布，《浙南大众报》也要停刊了。这使他感到很失落，也很无奈，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的报人，他对新闻工作已经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结。之后，董希凯被调到温州地委办公室当秘书。1974年，又被调到地委对台办工作。1977年至1982年，在温州地区广播局任副局长，并主持温州人民广播电台宣传工作。算是与新闻重新搭上关系。可后来，又被调去当温州市南城区委办公室主任和鹿城区政府办公室主任了。

    转了一大圈之后，他最终还是回归到新闻单位。1987年元旦，《温州侨乡报》创刊，组织部门同意他的归队要求，让他到报社担任副总，《温州侨乡报》后来改名为《温州都市报》，在报界创下了骄人的业绩，这其中就有董希凯的一份功劳！他在《温州都市报》一直干到1991年离休。

    董希凯先生在他所著的《生命的轨迹》中，说自己是一篇“通讯”定终生，但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报人，他对自己走过的人生轨迹无怨无悔，对新闻事业始终充满着坚韧、执着与热爱！在今年记者节来临之际，本人谨以此文献上，以表对报界先辈的追思与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