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是落地房。结婚时，父亲把我的新房安置在三楼。于是后间作卧室，前间就成了我的客厅与书房。

    其实是三不像。三张沙发与电视机柜一摆，也就勉强放一个小书架。父亲作为那个年代少有的中专生，在我家建房初期，就让泥瓦工在每个门后的墙壁位置，砌出一个书架雏形。装修好后，门开时书架是看不见的，门一关，就是个六层书架，容量不少。

    我在这里收藏了不少文学杂志。说起来有趣，这些杂志是我从一个商店老板那淘来的。有一次，我到店里买东西，他拿出来的包装纸竟然是一些杂志散页。于是论斤捆绑都要过来了。不少杂志上都有温州知名剧作家的签名。明显这几套杂志的旧主是他们。它们就这样在废品站辗转几道，最后竟都到了我的手上，这个过程真是奇妙。

    就这样子，邻居与亲戚过来，竟还说：“新荣啊，你家竟然有这么多的书，真是个读书人呀！”有的说：“这么多书，新荣啊，你都有看吗？”

    女儿出生以后，为了照顾方便，我就把她的小床铺在书架边。从此，这个房间兼具了三大功能。

    虽然书房有些芜杂，但并不影响我使用。有一次送女儿上学，我竟送出一首诗来，“林新荣急切地从书桌旁站起/咚咚咚地下楼/但他终不忘/替女儿穿衣的间隙/拿起一支笔//7:30分/沁凉的晨光已照到/他的头顶/赶往幼儿园的林新荣/右手抱着女儿/左手提着作业本/斜插在口袋里的诗稿/总是散发着乳香”（《早晨片段》）。这诗挺纪实的！

    我给书斋取名“悟悦斋”——意思是坐拥群书，能悟到点什么，就很开心！我请了著名诗人流沙河题写。寄来后，我把它制成匾，挂在书房的门上。

    在这个书房，我出版了《羞涩的厚土》《涉水之痕》《拧亮书灯》三本书。

    2004年，我与妻决定把家搬到瑞安。新居有三个房间，可以做一个书房。于是我定制了一个六开门的大书柜和一张写字桌。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书房。墙上挂的是当年流沙河先生同时期写的另一张书法：“写杜鹃诗；做蝴蝶梦。”多好的一副对联，非常契合我的心意与心境。

    新居在虹桥路，这是瑞安最著名的一条商业街。节日时，楼下的店铺常会播放一些音乐。晚上十点左右，铁拉门开始哗啦啦、哗啦啦地响，那是他们准备打烊了。刚住时，我常被吵得心里烦躁。但过不久，这种声音竟没有了，听不见了——不是真的没有了，而是我的心静了，两耳不闻窗外事——有，也等于没有。

    在这个书房，我出版了《抵达》《天瑞地安》《侧面》《时间在这时候慢下来》《时间的脸》《诗歌与溪水的缠绵》六本书。

    因屋子建得比较密，日照时间较短。2012年我们又换了一个高层电梯房。新房才90平方米。拿到钥匙后，才知新房的公摊面积大。隔了两个卧室后，几乎没有其它空间了。于是我捣鼓着想把朝北的小阳台改建成小书房。老婆和女儿想要衣帽间。倒是岳母理解我，她对我女儿说，你爸爸是诗人，一个诗人怎么能没有书房呢！？

    这个书房太小了，才4平方米。有时我就想，这是不是古今诗人里最小的一个书房？搬家时我选了又选，把理出的一千多本书运到老家。

    老家有两间三层楼——书房想多大就多大——我家每一层都设有书架。

    我在新居写下一首诗：“俯仰穹庐云柳深，空间逼仄亦春吟。地皮竟逐房笼贵，一尺书斋一尺金。”诗里算没有什么夸张。

    这个才4平方米的书房，依然叫“悟悦斋”。不过，这次请了著名诗人马新朝题字。另一面挂的是冰心的“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冰心老人的题字小，挂在这里刚刚好。

    书总是在毫无征兆中不知不觉地多起来。书柜放不下了，于是窗台、飘窗、客厅沙发的靠背，都堆满了书。这些书有的是自己买的，有的是朋友送的，过段时间就要理一理。我把一些现在用不到的带回老家（用到时，又要开车去拿，唉），一些一时用不上的，拿去送了朋友。

    书房虽逼仄，一桌一椅一柜，倒也温馨。无聊时，我就会坐在书桌前，看着远处的山梁，听着古琴曲打发时光。有一次，我无意发现，窗外的远山，有一座特别像笔架，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笔架山吗！？我欣喜若狂。于是写下一首诗：“窗外青峰如笔架，蜗居为此自佯狂。闲抛书卷唯求静，娥月迎风夜夜香。”诗略有夸张成分。

    疫情三年，我就这样躲在书房里，一边思考，一边整理书稿。无聊时一个人跑遍瑞安周边的山头。平时不怎么起眼的山头，散落着一些文化遗址，细究下来，还是非常有人文底蕴的。为此，我还写了近十万字的散文，后来结集成了散文集《追着落日到云江》。

    在这书房出版的书还有：《与时光喝茶》《光阴越来越旧》《天空之空》《天瑞地安》（修订版）等。主编的有《中国当代诗歌赏读》《瑞安历代山水诗选》《瑞安历代咏物诗选》《瑞城走笔》《东瓯八家诗》等十余本书。

    书房虽小，其实一点也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