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它建于北宋开宝九年（976年），是中国教育史上规模最大、延续状态最好、最有名望的书院。在岳麓书院讲学的都是知名学者，其中一位就是永嘉学派代表人物、瑞安乡贤陈傅良。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物陈列馆里有一块石碑，碑记《建岳麓书院记》就由陈傅良撰写，详细记载了岳麓书院创建以来的办学情况。在《岳麓书院史》中，则记载了陈傅良在岳麓书院的主要事迹。

    根据《瑞安市志》记载，陈傅良（1137—1203），帆游乡澍村（今塘下凤川）人，自幼勤学苦读，文章自成一家，人争传诵，岁从游者常数百人。他不以此自满，师事永嘉郑伯雄、薛季宣，继承永嘉学派前期学者经制事功之学。宋乾道八年（1172年）中进士甲科，历任太学录、福州通判、湖南桂阳知军、湖南路常平茶盐事、浙西提点刑狱、吏部员外郎等职。著有《周礼说》《春秋后传》《左氏章旨》《历代兵制》《读书谱》《西汉史钞》《止斋文集》《陈傅良先生文集》等。

    陈傅良任湖南路常平茶盐事、转运判官期间，与众多学者名儒交好，常受邀请，率弟子讲学于岳麓书院，湖南学风为之一振。

    据《岳麓书院史》记载：淳熙十五年（1188年），湖南安抚使潘畴修岳麓书院，并聘州教授顾杞兼任山长，吴猎为堂长。他们请陈傅良为书院作记并讲学岳麓。他的“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的学术主旨，为重经世济民的湖湘弟子所接受。所以，《宋元学案·岳麓诸儒学案》认为“南轩卒，其弟子尽归止斋（陈傅良）”。

    南轩，即张栻（1133—1180），南宋学者、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东南三贤”之一。张栻以长沙的岳麓书院、城南书院等为基地培养了大批学者，使湖湘学派闻名全国。陈傅良讲学岳麓书院后，湖湘学派重经世、重践履的学风，在南轩弟子中得到了进一步保存和发展。显而易见，陈傅良在岳麓书院期间，因知识渊博，讲学水平高，反响巨大，因此有那么多学生追随他。

    岳麓书院教学方法比较自由，但管理考核非常严格，学生以自学为主，山长或其他老师每隔十天或半月授课一次。书院最有名的是朱熹和张栻两人，他们“会讲”，极具魅力，远道来听课者甚多，盛况空前。据《岳麓书院》记载，当时岳麓书院门前车水马龙，“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不知有夸张之说否，但朱熹讲学影响很大是事实。陈傅良在《建岳麓书院记》中记载：“某尝获诵侍讲张先生（栻）所为记，及于治心修身之要，湖湘之后亦既知所指归。”

    岳麓书院的讲堂，是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讲台上有两把太师椅和一张茶几，朱张会讲时，太师椅一张是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所坐，另一张是朱熹所坐。堂内“忠孝廉节”四字为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所书。“学规”“箴言”“读书法”“整齐严肃”等均为历代山长所书。“学达性天”匾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御书，“道南正脉”匾为乾隆九年（1744年）御书。

    陈傅良讲学时，有时一张椅子，有时也是两张椅子与其他大师进行会讲。讲台下没有课桌椅，学生自带蒲团席地而坐，表示对师道的尊重。陈傅良讲座，有教无类，自由讲学，兼容并包，娓娓道来。听课学生年龄大小不等，少年也有，年逾花甲的也有。现场学生提问，教师释疑解惑，他讲得精彩，台下听者众。张栻去世后，陈傅良在岳麓书院讲学，颇具留心于“经济之学”，湖湘弟子纷纷从学，连张栻的得意高足胡大时都拜陈傅良为师，一个教育家的情怀与魅力由此可得到展示。陈傅良对事功学派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巨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朱熹对其弟子“留心经济之学”、从学事功学派陈傅良颇为不满。

    朱熹虽然对陈傅良的学问多有指责，其实他们两人多是学术观的差异，并没有恩怨。淳熙十五年（1188年），朱熹的理学思想遭到诬陷、攻击，太常博士、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曾上书《辨兵部郎官朱元晦状》，为朱熹伸张。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只做了四十六天的焕章阁待制、侍讲，便被韩侂胄罢官。陈傅良得知朱熹被贬，便连上两道奏疏为其辩解求情，并拒绝起草罢免朱熹的诏书。这事使陈傅良因“依托朱熹”的罪名被罢官，从此退出政坛。此时已经返回建阳的朱熹，获知陈傅良被罢，深感震惊。

    朱熹死后九年（1209年），冤案终于得到昭雪，朱熹的学说又被朝廷所承认，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谟阁学士。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伪学”从此转为“官学”，提倡学习朱熹的《四书集注》，并将其定为科举考试的标准。令人遗憾的是朱熹与陈傅良此时都不在世了，但他们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今，岳麓书院内古树参天、生机盎然、弦歌不绝。这座千年书院的一草一木、一楼一亭、一砖一瓦都成为文人雅士的心之所向。我们在这座古朴的书院中穿行、求学，进一步体会先哲陈傅良思想精髓，更为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瑞安乡贤陈傅良曾在此讲学感到无比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