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安西山四贤祠中，供着北宋乡贤许景衡的画像，孙诒让评论他是温州“元丰九先生”（北宋元丰年间温州首批到京师入太学的九位学者先生。下文简称“九先生”）中“名德最显”的一位，登进士第后，当了大官。而他的兄长许景亮也很有学问，备受乡里民众尊敬，却终身布衣。从另一位“九先生”瑞安周行己为许景亮撰写的墓志铭看，他的布衣日子似乎过得很潇洒。从他身上也折射出“宋韵瓯风”社会的另一侧面。
墓志铭写的许景亮
许景亮（1057—1113），字少明，初居瑞安白门（今属瓯海区）。比其弟景衡年长15岁。
墓志铭说他：“先生身长八尺，眉目疏大，伟然豪举，真人杰也。自为儿童已气概落落，日诵数千言，数岁即能为诗。从乡里长者丈人游，皆奇其才气，必大有成。甫冠（20岁）游京师补太学生，文词秀出等辈，学官先生交口称赞。居乡里教授学徒，诸邑交礼迎至学校。邑令下车（初上任），必造其庐（到他家），请（教）所以为政。有疑议，多咨决（请他提建议）。其为人所礼重如此。凡三上礼部而名不登于仕籍（落榜），顾且老矣，以行其义，为《治说》二十篇奏阙下，皆当世之要务，久之，不报，浩浩然有归志，曰：‘君臣之义不可废也，遇不遇命也。’遂卜居邑之东山，躬耕晦迹，不复进取。……先生生五十七年，以政和三年十一月甲子卒于家。卒之日，邑中皆涕泣相谓，其君子（学人）曰：‘吾何游乎’（我们以后向谁学呢）？其小人（一般民众）曰：‘吾何依乎’（我们以后依靠谁呢）？……盖先生平时极输诚信，乐施与，援人之急，所得于人者如此。”
一生日子过得潇洒
从上述叙述中，先看看许家的经济状况，从“甫冠游京师补太学生”，约15年后，他的弟弟景衡也同样刚到20岁，就到开封太学里读书，景衡还是“九先生”中第一个到洛阳去向程颐学习的先生。回乡后，“卜居邑之东山”“乐施与，援人之急”。又据其弟景衡写的《飘然斋记》一文中介绍，景亮“所居瑞安别业（墅）横塘旁属于西山”，“一日召工师刳（剖）大木为舫，其修长十丈（30米），而其博大可十之一（3米）”，舫中“仆夫十余辈”“鼓棹浮游”等情况，后人可以想见景亮的家庭自青年时，供兄弟两人分别到京师大学读书，成家后从白门移居县城，东山、西山均有房屋，更有一艘私家30米长、3米宽的游船，雇佣十多名船夫，经济实力之雄厚十分明显。是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农村耕读知识分子率先致富，然后集聚城镇，虽非当官，然而课徒收入，加上上辈积蓄，不但衣食无忧，精神生活亦很丰富。在经济状况上可以说得上“日子过得很潇洒”。
再从上叙述中“邑令下车，必造其庐，请所以为政。有疑议，多咨决”等情况看，景亮自己虽未当官，但作为朝廷命官的各任县令对他尊重有加，又从他辞世后，民众涕泣相谓的情况看，他的社会地位和民众威望当然应可以说得上“日子过得很潇洒”吧。
又从以上叙述中“身长八尺，眉目疏大，伟然豪举”来看，俨然美男子一介；从“日诵数千言，数岁即能为诗”，乡里长者“皆奇其才”，可见他从小聪明好学。在太学“文词秀出等辈，学官先生交口称道”“居乡里教授学徒，诸邑交礼迎至学校”和“为《治说》二十笢奏阙下，皆当世之要务”等情况看，景亮的文化修养，对国家政治的关心，且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和做大官的弟弟同等，亦可谓：“一生日子过得很潇洒！”
许景亮不是隐士
许景亮不是隐士，他虽未登仕籍，但一生的所学、所著、所为都说明他并不是像陶渊明那样的隐士。他写了20篇《治说》上奏到朝廷去了，朝廷没有回应，他便回家乡授徒，不仅得到学生的欢迎，附近诸县的学校均来礼聘。他是“瓯风宋韵”中另类知识分子的代表。当时与他同类的学人中就有“九先生”之一的沈躬行。沈由于行古道，没有跟风学“时文”，但仍遵父命试礼部未被录取。父死后，即放弃科举。在太学里私拓被朝廷封禁的石经《春秋》，将拓片带回家藏，被学者尊为“石经先生”。
“九先生”之一的赵霄之弟赵霑，拒绝乡里对他“八行科”的推荐。温州首批文化拓荒者、“皇祐三先生”之一的林石和他的孙子松孙，也分别因为朝廷禁学《春秋》，和卖国奸相秦桧当政，打击谋害正直官员陈鹏飞，而不乐仕途。祖孙两人一生不愿应考出仕，而在家相继创办“塘岙书塾”课徒、讲《春秋》，影响温州后学不专趋《三经新义》。这又是“瓯风宋韵”中布衣知识分子中与许景亮稍异的一类。同时也反映宋代对文化教育、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这是封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鼎盛时期社会状况的反映。
周行己对北宋科举制度的评论
周行己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干教育工作，他对北宋的科举制度深有体会。在为许景亮撰写墓地铭时，借此发表评论说：“鸣呼，若先生（指许景亮）者，岂其学之不茂、才之不足欤？惟其科举较艺之敝不足以得高世之士，而司文者又未必知言之人。此所以觊幸十一，而失之者常多也。崇宁（1102—1106）天子（宋徽宗）继述先帝（宋哲宗）尝患科举试，言：“一日之选，不足以得士之实。参稽古今，作新一代之文。州建学校，学置官师，罢三岁科举之试为三舍考选之法，又设八行之举，以察隐德。凡士之占一艺、著一行者，莫不毕用于时，可谓无遗贤矣。先生于是老且病，卷于世，故卒不见用而终。”周行己的上述评论，既对许景亮“抱不平”，也反映宋代重视文化教育和改革科举的实际，更是对“只凭一格取人才”和“一日之试”弊端的批判，为后人多开一个窥视“瓯风宋韵”的窗口。总之，宋代知识分子无论在官或布衣、对研究学术、传播文化持积极的态度，仍是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