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前头、县学前这两个短语前，都冠以“县”字，而县前的“县”指“县治”（亦称县衙、县政府）是县级行政机构办事的场所，县学的“县”则指县级行政范围（县域）内设教学机构的场所。“前”是方位词，指县衙、县学的前（一般指南向）面。“头”是“端”的意思。瑞安县的县衙和县学都在县城的“县前街”（今称解放中路）的北侧，紧靠街道。千多年中，这条街道曾是瑞安县城（今为玉海街道）最繁华、热闹的政治、商贸、交通中心。
1958年，瑞安县人民政府搬迁至仓前街，1999年又迁移到安阳街道，“县学”也在清末就停止活动，县前头和县学前这两个地名便成为历史，但仍长期保留在居民们的口语和记忆中，它们背后的许多故事令人难忘。
县前头眙告示
在1958年前，瑞安县衙、县政府一共在这里“住”了1635年，历经两晋、南朝宋、齐、梁、陈、隋、唐、五代十国的吴越国、两宋、元、明、清、民国到现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朝代更迭，可以说历史十分悠久。
县治未搬来前，这里当然不叫县城，也不叫县前头，老名字叫邵公屿。原是几千年前飞云江河口的岛屿，在秦汉时四周浅海滩涂逐渐被海沙淤积成陆，与北边的陆地连成一片。最初，大概是一位邵姓老人带领族众搬到这里居住、开垦，就称邵公屿。东汉末，会稽郡在这里（属郡下的永宁县）设置东部都尉署，镇守江口。三国吴国赤乌二年（239），建立罗阳县，县治设在集云山南麓的北湖鲁岙。吴宝鼎三年（268）县名改为安阳县，西晋太康元年（287）又改为安固县。到东晋太宁元年（323），县治就搬到邵公屿的原东汉末建的东部都尉署来。此后的1635年中，县衙陆续改建、扩建，但县前头这块地方基本上没有多大变动。
说起“县头前”，瑞安的老年人肯定马上会想起“县前头眙告示，长人坐赢，裁缝店做新衣，矮人省银”这句民谚来。因为矮人身体短小，用的布料省，要付的银钱肯定比长人少；而长人在县前头眙告示，一大群人中，谁也遮不住他的视线，比起矮人来当然“坐赢”。
那么，县前头的告示（指县衙门里要告诉百姓的朝廷和上级机关的命令、群众的呼吁、县令的通知、案件的审判决定等文书，相当于现在政府部门的布告、通知等）都贴在哪里呢？现在四五十岁的瑞安人都记得，县政府未拆建之前，县政府大门上面有警报楼，西边是消防队的楼房，一层停有多辆消防车。大门正对面有一堵东西都与大街相通的“照墙”（也称照屏、照壁），照墙的南面是新街，原来县前街（即解放中路）与新街中间，还隔了一条与县前街平行的县前河，上面架了一座通新街的县前桥。1960年代前期，为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以县前河原址筑成防空洞，上面填土塞河，成为大街或建房。县前河填塞后，新街直通解放中路，县前头的“照墙”正好挡住县政府大门和新街的视线。而照墙北面正是贴告示的好位置，路过大街的人都可以看到告示，照墙南面却没有人光顾了，连广告、海报都没人贴，只有间或看到“小儿夜啼出卖”之类小纸条。
上面所说的“县前头眙告示”，也是有时间性的，每当新告示贴出来时，看的人为“抢新闻”，就多。他们看了告示后，就回到自己的街坊里宣传、讲解，炫耀自己有字眼识，懂文墨，消息灵通。而告示贴长久了，就没人看，任凭风吹雨淋。
当今六七十岁的瑞安人记忆里，县前头的告示贴得最多的时期，大概是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和1966年6月至1977年间这两个时期。1955—1958年前后，贴的大都是红纸写的商店、企业、工厂，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由私营改制为公私合营的喜报以及郊区农村农业社、人民公社宣告成立的喜报等。
县前头“告示”最闹热、时间最长的就是60年代中后期到70年代中后期这10多年时间了。先是零碎的有关北京、杭州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大串联、红卫兵破四旧的消息。接下来就是覆盖整个照墙的系统而有编排的大字报和大批判文章。一次贴出来要几十张比桌面还大的纸，上面写满字，有的地方还要用红水笔圈起来，或者打上“X”的记号，光贴纸的糨糊就要一塑料桶。起初，看的人很多，大家关心的是谁被揪出来，后来被揪出来的人多了，认识的人也不多，于是来这里看大字报的人也少了。“大批判”刚贴出来时，旁边注有“保存几天”的字样，但没有人理睬，你贴了，其他人便也用自己写的大批判盖上去。就这样，你盖，我盖，照墙上的纸贴成了厚厚的，到晚上就有人偷偷地撕去，送废品店称斤卖掉。后来，开始改革开放，大家都忙于自己的工作、经商、办厂了。县前头照墙上的“告示”少了，因为各级党报都恢复出刊，还有广播、电视，要了解国际、国内新闻，不需要再到县前头凑闹热，在单位或家中看报、听广播都会明白。
县学与明伦堂
县学，是指古代由县令（知县）负责创办、管理的全县唯一一所公立学校（庠、序）。这种学校最早出现在北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当年，朝廷诏全国各郡（州）邑（县）都要建“县学”（亦称儒学）。置学师，由国家提供办学经费及饩廪（助学粮钱）。瑞安县奉诏创县学于县治东面。不久，在崇宁间（1102-1106）因县学地址过于狭小，便搬迁到城南飞云江北岸江滨，后来又因地势潮湿于政和六年（1124），迁回原址并加以扩充。南宋咸淳元年（1265）起，便由朝廷派学官（教谕、训导，至清末有时兼设两员，有时仅设一员），负责具体事务。
学额（童生，又名弟子员）按县赋税额定人数。瑞安县学文童生16名。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增加4名。文童生廪生（即廪膳生员，每人每月给廪米六斗或银四两）20名，增广生（无廪米，经岁考、科考成绩优秀者可补为廪生）20名，武童生12名。廪生每二岁一贡（升国子监）。新童生要等县学童生考取秀才或贡到国子监后，空出的名额，再经考试补充进来。
古代县学又名儒学，以孔子为历代读书人的永久老师。历朝皇帝为表示对读书人的重视，对孔夫子不断增加封号，到清朝便称他为“大成至圣先师”“素王”等称号。于是，县学里都要有建筑物作为纪念、拜谒孔子的庙堂。清朝时，瑞安学宫里有大成门和先师殿。殿里设孔子及其门徒的牌位或塑画像，定期祭拜，表示“尊师”之意。还有明伦堂，是集中生员或地方绅士讲述重要儒家经典的地方。“明”是明白之意，“伦”，是指人伦、五常，是儒家对人们之间关系的伦理道德。明清时读书人犯了错误，可以在明伦堂里向先师认错来替代处罚。
县学，是国学（国家办的学校，又称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的微缩型。西周的大学叫辟雍，四面环水。诸侯的学校叫頖（泮）宫，门前要有半月形的水池。瑞安县学地址本来就不够宽敞，只能在县前街北边挖了个半月形的小水池，叫泮池，作为象征的标志。
泮池北面筑一堵高墙，墙两端稍微向北弯过来，跟西边县前头的照墙成一直线，长度比照墙长一些。高墙的南边也有一条小路，与县前街及县前头照墙后的小路相通。县学前面东西两头各有一座骑架县前街的牌坊，东面牌坊两面嵌有“腾蛟”“圣城”的匾额，西面牌坊两面嵌有“起凤”“贤关”的匾额。行人来往都在这两座骑街牌坊下经过，稍仰头即可看见这些字。但是，行人经过县学前这段大街时，不准吵闹、大声喧哗，不准骑马，不准坐轿，要下马、下轿步行，随便怎么大的官员也不例外。否则是对先师孔夫子的不敬，要被抓进明伦堂罚跪的。
笔者1945年秋到瑞中读书时，也去过县学，那时骑街牌坊早拆了。但听父老们说：瑞安县前街是吴会（苏州）至闽山（福建）的三省沿海平原的交通要津中繁华通道，南来北往的官员、武将、驿卒如果需要紧急赶路的，可以直接骑马、坐轿从泮池背面的小路绕过去。既不负对孔圣人失敬的骂名，又不耽误时间。
新中国成立后，原借用县学作校舍的瑞安简易师范学校迁移至忠义殿上课。县学便成为县总工会及下属工人俱乐部办公和活动场所。明伦堂坍塌后的地基空地经常有电影队在此作露天电影放映场，工人俱乐部在此开展“每周一歌”、讲故事、文艺演出等活动，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瑞安县城群众文艺活动的重要阵地。当时瑞安总工会工人俱乐部的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在温州地区各县中享有盛名，长期多次获得省、地区总工会和文化部门的表彰。到90年代，新建不久的瑞安市总工会办公楼拆为居民住宅楼后，“县学前”这个地名也与“县前头”一样，只能成为瑞安人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