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休
参加莘塍文化研究会活动时，领到一本《近代温州留日学生名册》（以下简称“《名册》”），新近翻阅颇有心得。
《名册》是温州近代教育史的缩影，也反映晚清至民国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国际化视野。通过分析家族背景、经济模式与专业选择等，可进一步探讨区域文化、政策激励与近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
编纂背景与学术价值
《名册》为记载清代温州包括瑞安、平阳等地留日学生的名录，由瑞安学者张小宇与浙江工商大学教授吕顺长共同编著。作为《玉海文化研究》特刊（总第30期）于2022年12月出版，属于该领域的重要史料整理成果。
温州地区的留学日本历史始于1898年。《名册》系统收录1898年至1945年间512名温籍留日学生的详细信息，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广，且考据严谨，是研究近代温州留学史的重要文献。编者基于温州社科联课题研究成果，历时多年考证，梳理出期间温州留日学生的基本信息，涵盖姓名、籍贯、留学时间、学校及专业等，其中瑞安留日学生占33%，平阳次之，瑞安黄家、孙家等望族占据重要比例；抗战期间（1931年-1945年）仅28人留学，反映了历史转折对留学潮的影响。
近代温州留日学生群体是晚清民初知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他们的留学经历和归国后的贡献，有助于了解温州在近代社会变革中的角色，以及他们在教育、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重要影响。
据了解，温州第一位留日学生是永嘉（今龙湾区）的王鸿年。1898年至1911年（晚清时期）有288人，1912年至1945年（民国时期）有224人。温州留日学生中，官费占比约为30%~40%，自费占比约为60%~70%。官费生多通过浙江省、南洋等官费项目资助。年均费用约300~400银圆，相当于当时一名工人10年的收入或五六十人的年口粮费用。地方官员（如温处道童兆蓉）和乡绅（如孙诒让）也通过捐资或组织公费项目支持留学，如1903年童兆蓉为22名学生提供每人100元补助。
1905年至1911年间，受清廷《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激励，温州留日学生数量激增，六七年间达190人，占晚清留日学生总人数的69%，且自费比例达72%。
留日学生所学专业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相对较少。根据《温州留东同乡会名册》（1909年）统计，255名留日学生中，就读于语言培训类学校（如弘文、同文等）的有84人，占比33%；就读于社科类学校（如早稻田大学、法政大学等）的有71人，占比28%。
温州留日学生群体中，家族性特征显著，大部分来自当地名门望族，如瑞安的洪炳文家族、林大同家族、洪氏家族共有15人留学日本。此外，瑞安的许太和家族中有五兄弟留学日本，被称为“太和五杰”。
许多留学生在归国后，成为各自领域的开创者或领军人物，如王鸿年为中国最早宪法学著作作者、外交家；许璇为中国农业经济学先驱，引入无核蜜柑；夏鼐为“七国院士”，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姜立夫为南开大学数学系创办者。
内容特点与历史意义
近代温州留日潮始于甲午战争后，受张之洞“教育救国”思潮影响，留学生群体在推动辛亥革命、地方教育近代化（如创办新式学堂、倡导女子教育）及科技发展中发挥出重要作用。研究留日学生群体的经历与贡献，有助于挖掘温州人“追求真理”的精神传统，可为当代地方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在温州各县（市）中，瑞籍（包括今文成）留日学生人数是最多的，共有167人，占总数的33%；平阳（包括今平阳、苍南、龙港）有147人，占29%；永嘉（包括今鹿城、瓯海、龙湾、永嘉）有106人，占21%。此三地是温州留日学生三大主要来源，占比超80%。
瑞籍留日学生在其中占比最高，反映出晚清瑞安在新式教育和思想开放方面的领先地位。留学生多来自望族家庭，如黄绍箕家族（黄曾锴、黄曾延等）、孙诒让家族（孙衡、孙任等）、项氏家族（项沇同、项肩等），体现着地方文化精英对留学的推动作用。
书中一些留学生，后来在历史上都颇具盛名，成为在某一方面推动历史或学术前行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较突出的学生，如林摄，1877年出生，1902年被选派官费留学日本成城学校专修日语，后进入仙台第二师团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步兵科，光绪三十年（1904）在东京加入光复会，光绪卅一年（1905）又赴德国陆军大学留学，并在德国第三军团实习；李墨西，1880年出生，1904年在父亲支持下赴日留学，进日本工业专门学校攻读食品制造，1909年回国后和弟弟在瑞安城北河埭桥旁废弃的本寂寺创办温州太久保罐头厂，还引进日本石印技术创办务本石印公司；沈靖，1878年出生，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黄兴、蔡元培，并加入中国同盟会。可以肯定，偏居一隅的江南小城瑞安，能走出这么多事业有成的学者，且从根本上改变瑞安的文化版图，当与几次留学潮有极大关系。
1909年统计显示，33%留学生就读弘文学院等语言学校，28%选择早稻田大学等社科院校。1923年统计显示，38%就读社科类，30%选择自然科学。弘文学院、同文书院等，系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校。早期留学生选择自然科学占比偏低，多集中于社科类（法政、军事、师范、商科）等领域，如王鸿年（东京帝国大学）、林调元，后期逐渐扩展至自然科学（农业、医学、工程）等实用学科，如许璇（京都帝国大学）、许徵，反映时代需求的变化。
研究视角与现实启示
据张小宇介绍，若对温州留日潮感兴趣并打算深入研究，可结合清国留学生会馆编辑《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至五次报告》（共五册，1902年至1906年）、清国游学生监督处编《官报》等历史文献及资料进行延伸拓展，结合地方志、档案及家族资料梳理脉络。
上述文献，作为清末浙江留日学生的重要舆论阵地，有关数据为名册提供早期基础信息，例如官费生王鸿年（使馆官费）、游寿宸、陈蔚（南洋官费）等；以及自费生黄曾锴、林大闾等瑞安望族子弟等；早期留学生多集中于弘文学院（语言培训）、成城学校（军事预备）等。而且，上述文献统计也反映出晚清温州留日学生的结构性特征，比如，71%的学生为自费，凸显地方望族对教育革新的推动；师范、法政、军事等实用学科占主导，与“教育救国”理念一致。
清国游学生监督处编《官报》，属于留日学生动态的记录。作为清代中日交流的重要媒介，其统计数据，与《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至五次报告》形成呼应，如体现自然科学（如京都帝国大学农学）、医学（如东京帝大医学部）等学科占比提升；1929年统计显示官费生占比升至39%，反映政府对留学支持力度的加强。有关记录体现温州留日学生群体的延续性贡献，例如许璇（东京帝大农科）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学先驱；苏步青（仙台东北帝大数学系）等科学家推动学术发展。
《名册》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它补充其他相关文献未涵盖的细节（如具体留学时间、学校及归国后贡献）；通过数据分析，揭示温州留日学生从“传统精英救国”到“专业化技术救国”的转型轨迹。若需进一步研究，可将有关数据对比，观察学科、经费来源的变化；再通过各地地方志、家谱、后人回忆录等文献，深入挖掘许璇、苏步青等代表人物的留学经历与社会影响；探讨黄绍箕家族、项氏家族等如何通过联姻、师承关系推动地方留学潮。
《名册》的出版，不仅填补区域留学史研究的空白，还为分析近代温州社会转型、教育变革及留日群体对地方近代化的影响提供关键数据支撑与历史脉络，与其他文献共同构成研究近代温州留学史的核心文献体系。据介绍，目前学界正通过补充新史料不断完善名册内容，相关研究成果亦将深化对留学机制、跨地域影响等议题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