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维远
瑞安在北宋皇祐、元丰(1048—1086)间,有温州皇祐三先生和元丰九先生(其中瑞安四人)开儒学,入京都太学,赴洛阳、关中,师从程颐、吕大临之学,接受中原文化在温州传播风气之先河。南宋时,永嘉学派诸贤倡导经济事功学风。两宋一朝瑞安县科举进士人数近300人,为温州诸县前列。但到元、明两代,虽科举进士数稍显落后,但自永乐至弘治(1403—1505)间,则异军突起,涌现10位男女书画家,尤其是相继有4位少儿书法奇才被荐入朝廷培养,后为全国著名书画家。还有数位书画家或通过贡生被遴选为州县官兼书画家,或被荐入京参修史籍、皇帝玉牒,还有一位女性画家,他们都名显当时。彼时,瑞安似应有“浙南书画之乡”的称谓。这种现象,颇受后来的书画史家们的关注,当然也值得瑞安后人重视。
明代瑞安主要书画家简介
据清嘉庆《瑞安县志》立传的书画家有下列10人:虞原璩(1367—1439),崇泰乡双桥里(今塘下镇双桥村)人。真、草、行、楷书皆工,永乐三年(1405)、七年两度被征召入朝文渊阁与全国三千文士共同参修《永乐大典》,有“笔削中程”的评价,皇帝也时来咨访。《大典》纂成后照例授官,他则以母老坚辞,求归照准。十二年(1414),朝廷又派行人前来征召他赴京参修《高皇帝玉牒》,并称赞他“学识老成、词翰兼美”,又以“足疾艰行”辞,未赴。
黄养正(?—1449),来暮乡大坑里(今仙降街道大坑村)人。父潮光,少从卓敬学《易》,洪武间,以明经授瑞安县训导。养正幼龄善书画,7岁入京,后任国子学正,升中书舍人,曾随永乐帝征蒙古。凡朝廷宫殿榜署及国子监题名,大多由他书写。大学士扬士奇赠诗中有“历事三朝圣,曾蒙当宁知,手持五色笔,常在凤凰池”句。正统七年(1442)升太常寺少卿。十四年随英宗出征瓦剌,英宗被俘,死之。今山东曲阜有他题写的孔子墓碑和孔子后裔孔仁玉墓碑。
黄采,养正子,以书画入值内阁,父子俩山水画深得黄公望笔意。
孙隆(1397—1458),仙岗(今仙降街道)人。永乐九年(1411)岁贡生,后为宫廷画师,供奉朝廷20年。正统年间(1436—1449)曾任徽州知府。善画,工梅花,得会稽王冕笔法。画作被世人誉为神品,其笔法苍古清润。《画谱》载他《太仆图》,不盈丈而三远备焉。
姜立纲(1444—1499),梅头东溪村(今属龙湾区,海城街道)人。叔父琨、善书,由太学生“拨南棘台(九卿官署)写题奏”。立纲7岁以书法被荐为翰林秀才,天顺七年(1443)授中书舍人、内阁敕房办事。成化廿一年(1463)升吏部检封司郎中、直内阁经筵官、预修《玉牒》。弘治四年(1491)由修《宣宗实录》誊录官升太仆寺卿转太常寺少卿。立纲书法初学黄养正,继法钟繇、王羲之,终于自成一家。擅长楷书,点画雄健、体度圆活、清劲有方、气势雄壮,世称“馆阁体”。人得片纸,争以为法,被誉为“一代书宗”。凡内廷制诰、官殿碑额,大都出其手笔。著有《东溪书法》。
周令(1475?—1550?)幼童时即善书大字,尤工柳楷,明成化廿年(1484)由知府项澄以神童荐朝廷,召为翰林秀才,擢鸿胪寺序班,历司仪署丞、中书舍人、值内阁领制敕文字、侍经筵、参与预修《玉牒》《国史》。嘉靖十三年(1535)任顺天府丞、太常寺卿兼司经局正字、通政使等职。
鲍玮,明成化十九年(1483)以贡生入太学,试礼部明经第一,曾任监察御史。精书画,作品为世所珍。
对上述10位书画家的观感
上述10位知名书画家中,有一位女性,在当时社会浓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道德风气中,瑞安居然有一位女性背离旧习,悉心学画,而且得到官僚父亲的教育,不能不说是社会观念的亮点。
以上10位书画家中有7位当了官,但都不是经当时最正规的乡试—礼部试—殿试进士及第出身,而是另类的神童、明经、贡生入太学入选朝廷,当上供奉宫廷的书画官或地方官。还有一位享有授官资格而坚辞,一位没有供职官员的记录。书画家人数与明朝近三百年中瑞安一县科举进士及第数相近,可见当时书画人才已是知识界另一条晋升上层社会的道路。
瑞安一县有以上四位由神童被荐入朝的有书画专长的“特长”少年儿童一事,也说明,明朝时瑞安知识界家庭对儿童书画技能培养重视的普遍性,社会上已具有一定数量的书画师资和多次被朝廷征召的有较高水准的书画人才。这种现象与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运河沿岸苏州一带书画家群体相符,深受吴(苏州)会(会稽)至七闽的东南沿海平原上内河交通线上经济、文化繁盛的影响。因为当时书画作品已成了商品,走进市场。
从以上书画家的地域与师承来看,虞原璩住的双桥距姜立纲的梅头东溪,相隔不过15市里,步行仅一个半小时。黄养正的江溪大坑距离孙隆的仙岗,也不过10市里,步行只要一小时。县城到梅头、双桥不过30市里,县城到江溪、仙降,也不过20市里。地域相近,为他们创造互相影响的空间条件和师承影响。黄养正之父潮光从卓敬学,潮光、卓敬都是文人,养正及其子采从小得到优越的启蒙教育。姜立纲叔父琨善书,家传,后又学同县黄养正。人脉传承是古代成才的优越条件之一。
从明朝全国书画界反顾瑞安
明朝初期,朱元璋即下令“农民归耕”,国家承认已垦和将垦土地所有权归农民,并实施“屯田”,兴修水利等兴农举措,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又规定手工业工人除为国家服役外,可“自由趁作”,提高他们生产商品的积极性。全国33个布政司所在地及运河沿线城市,均设置钞关征收商税,说明商业也随之繁荣。但不久,土地兼并加剧,皇家、豪族大量侵占土地,囤积金银珠宝,还涉及古董、古书画,炫富之风大盛,于是书画作品进入市场成了商品。皇家豪族大部分是暴富户,他们对古今书画的市场价值及真伪鉴别能力有限,只能成为占有型的消费者,而书画作品被视为古今文化间一种鲜活联系的文化现象,是士大夫们专属的优雅型的消费品,成为他们之间雅集的珍贵物品。一些缺乏文化的暴富者们在短时间内无法得到上述知识,于是书画、古董的鉴藏家便应运而生,这些鉴藏家必须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也成为士大夫文人精英们的专利。
宋元及两宋交替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蒙古、女真族入侵中原,宫廷、贵胄珍藏的书画因战乱大批被破坏,只有少数幸免受祸的作品流入社会,北宋米芾的作品到明代已成十分难求的珍品。当代文澂明等人的作品市场地位甚高,所以当时士大夫文人的书画都较为世人重视。明中期以后,富贵人家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的炫富需求,转向关注积聚物品,尤其是文化艺术品,包括书籍、书画、古董等方面的搜求积藏,以展示自己的财富和眼界,艺术品市场更趋旺盛,相对书画家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升。
从以上全国的文化风气来回顾瑞安,亦说明,瑞安正在紧跟社会潮流,从儿童到官吏到退休官员的书画活动正在发展,引起书画史家的关注。所以,这个时段,瑞安堪称“浙南书画之乡”,是有一定事实和理论为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