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良爽

    “婚姻是一座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说起钱钟书，许多人可能都读过他的《围城》，但对于他的父亲钱基博，却知之甚少，更不知道的是，这位江苏无锡籍的国学大师，虽未亲履瓯越之地，却与许多瑞安学人结下深厚学缘，在经学考据、诗文酬唱等方面，谱写出跨地域的学术传奇。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晚号老泉，别号潜庐，中国近现代学者、文学史家、古文学家、教育家。钱基博出身于书香门第。祖父钱维桢是前清贡生，父亲钱福炯秀才出身，钱家有“家世儒者”之称。他四岁起始由其母授识文字，五岁从长兄受书，九岁，《四书》《易经》《尚书》《毛诗》《周礼》《礼记》等皆能背诵。十岁时，伯父教其为策论，课以熟读《史记》、诸氏唐宋八大家文选。十三岁读司马光《资治通鉴》、毕沅《续资治通鉴》，先后将两部巨著圈点7遍，又精研《读史方舆纪要》等。十六岁就撰写四万余字的《中国舆地大势论》，刊登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又在《国粹学报》上发表长篇论著《说文》。钱基博一生国学著作等身，据统计，其生前出版学术专著29部，杂著14部，编撰各类教材11部，加上稿本、油印本等未公开发行的著作，共计63部，主要有《经学通志》《版本通义》《文字源流》《〈周易〉解题及其读法》《中国现代文学史》等。

    钱基博的国学研究范围广泛，涵盖了经学、文学、史学、目录学、地理学等多个领域，而孙诒让（1848—1908）作为清末朴学大师，国学研究范围亦非常广泛，涉及经学、诸子学、文字学、校勘学、目录学、地方文献整理等，其中以经学、甲骨文研究最为闻名。钱基博虽未与孙诒让有直接交往（孙逝世时钱基博仅21岁），但作为深耕国学研究者，钱基博对孙诒让的著作多有涉猎，并对他推崇备至。

    钱基博在《经学通志》等著作中多次提及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肯定其对传统学术的整理与创新。提及殷虚文字研究时，他在《经学通志》里有这样一段表述：“此殷虚文字之影印也，其最先考释者，瑞安孙诒让仲容即《铁云藏龟》考其文字，于光绪甲辰成《契文举例》二卷。虽创获无多，而殷虚文字之考释，实自此始。其后罗振玉之《殷商贞卜文字考》《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海宁王国维静庵之《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先后成书。”

    钱基博对墨学也深有研究。1926年，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发表的《墨辩学考略》里，对孙诒让的墨学研究给予很高评价：“瑞安孙诒让集众家说墨，下以己意，成《墨子间诂》十五卷，最称精博！”“长沙章士钊、绩溪胡适，亦以欧土逻辑治墨辩，有所潜发。士钊有《名学他辩》《名墨訾应考》之篇。适有《墨经新话》之作。而新会梁启超年二十三，得《墨子间诂》，读而好之，特以诒让之言，于《经》《经说》多所校释，劄记卷端，积二十年，比而次之，得数万言，命曰《墨经校释》。自孙诒让以来，则迳题墨辩为《墨经》矣，甚非‘疑以传疑’之义也！梁氏校释于毕沅、张惠言、孙诒让之说，持异同者盖过半，自许甚厚。”“而从来治墨学者未或道及！即明锐缜密如孙诒让，曾说：‘据庄子所言，则似战国时墨家别传之学，不尽墨子之本旨者’”。钱基博在著作《国学文选类纂》（丙集 子学之部）里就收录了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序》。 

    1933年，钱基博在《后东塾读书杂志》中直接批评了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对孙诒让的学术谱系的误断：“不知孙诒让之父衣言，初衍永嘉经制之学；而诒让志在穷经，乃授以《周官经》。诒让正义《周官》，间话《墨子》，虽用汉学疏证之法，而意趣所寄，乃在经世。读《周礼正义》《墨子间诂》两序，可证。其学实渊源家学，而远承朱学之永嘉经制一脉，与章学诚、邵普涵为同门异户；而梁氏遂以考证家自之，亦不免皮相之见也。” 

    钱基博为林大闾父母

    作寿序

    林大闾（1884—不详），字剑秋，瑞安城关人（现玉海街道），瑞安名流黄绍箕外甥。1903年，林大闾留学日本。1909年，毕业回国参加留学生归国考试，廷试考取甲等第一名得进士，点授翰林编修，后官至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其父林若川（1857—1928），名向藜，号寄鹤巢主人，瑞安城关人，诸生。晚清名臣、“翰林四谏”黄体芳的三女婿。曾任湖北宜昌榷政。留有《寄鹤巢日记》廿四册。

    1926年，林大闾父母七十寿，请钱基博作序。钱基博写《瑞安林若川大公暨德配黄太夫人七旬双庆寿序》：“今岁丙寅九月十六日，为大公若川先生七旬，揽揆之辰，其母夫人黄齐年比懿，实以是岁四月某日设帨。而剑秋则叙次志行，诏我以书曰：‘顾得子之文以为寿’博不敢以固辞。”

    当时，林大闾任民国北洋政府农商部次长，章士钊（1881—1973）任民国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两人是同僚好友，而钱基博在清华园任教（1925年秋至1926年暑期），他与章士钊之间有着深厚的交情，两人在学术和文学领域相互影响、相互推崇。钱基博、林大闾在章士钊创办的《甲寅周刊》上都有刊发文章。故此，钱基博与林大闾也有交往。从寿序的行文、语气来判断，两人关系也非同一般，林大闾请钱基博为父母七十岁寿辰作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寿序1500字左右，除了对林大闾父母的赞美，钱基博对林大闾的着墨也比较多。对林大闾的著作《政本昌言》，钱基博给予很高评价：“自统以至于今，二千七百年，赏吾世有瑞安林剑秋先生，遭时革变，民治造邦，常愍生民之厄会，慨论家之法执，发愤太息，以为徒法不能以自行，必基之于树人。一人不能以独善，故推之于淑俗，著论曰《政本昌言》，凡一万四千九百言。自赞以为论家之甲也，诵识者亦许其指切时要，足继于统。”“统”指的是东汉时期的仲长统。仲长统是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仲长统生活在社会动荡的时代，目睹了东汉末年的种种社会问题，著有《昌言》一书，对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评论，其思想见解颇为深刻且具有一定影响力。“夫以剑秋之通涉书记，昌言捄时，仅无惭继懿于统而纵意于清旷，娱亲以山水，则固统所见之吟咏，欲而未得者，而太公太母乐志归耕，自适清旷而无待于剑秋之欲。其高人雅致，仅有什伯于统之亲者，然则怡神抱朴，自全其天，千秋万岁，皆太公太母力之所能自致，而奚俟于博之雍容诵说。”钱基博认为《政本昌言》，“足继于统”。

    姚琮以《味筍斋诗钞》

    请教钱基博

    钱基博与姚琮也有交往。

    姚琮（1889—1977），字味辛，瑞安马屿镇人，近代军事家、文化名人。早年就读于江上村养正学校，师从虞廷恺、孙诒让等乡贤，奠定深厚国学根基。1907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后长期从事军事工作。他虽戎马半生，却始终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承，精研诗文书法，作品融合两汉风骨，与文化名家康有为、章太炎、冒广生、马一浮、马衡、张大千、乔大壮等多有交游。

    姚琮与钱基博交往始于何时，现无史料佐证，但有几点可以说明他们交往的情况。马一浮与姚琮是好友。马一浮曾为姚琮的《味筍斋诗钞》题签、题词，写有多首酬和诗。1938年1月，浙江大学西迁江西泰和时，马一浮应竺可桢校长邀请来浙大讲学。当时，钱基博也在浙江大学国文系任教。同为国学研究者、教育者，钱基博与马一浮有了交集。1939年1月，马一浮受邀去四川乐山办学，与时在重庆任职的姚琮有了交往，并成了好友。姚琮仰慕国学大师，可能通过马一浮结交了钱基博。 

    还有一点，钱基博是一位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虽然一直从事教育、国学研究，但思想不迂腐，平时也广泛涉猎中外军事著作。当时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钱基博心系国家前途命运，在浙大任教时，与同事翻译《德国兵家克劳山维茲兵法精义》一书；1939年8月，钱基博在国立师范学校（蓝田）任教时，为抗日将士讲解《孙子兵法》，并撰写《孙子章句训义》等军事论著。或许，就是在那时他与姚琮有了结交。姚琮以《味筍斋诗钞》请教钱基博，说明两人有交往，且关系也应该不错。

    钱基博收到书稿，写了一首诗，表达了对姚琮诗钞的认可，认为其“文章可成良史，诗钞承贻绝世雄”，而“故乡匝地腥膻污，何日周麾扫一空”，既是钱基博对日本侵略者的控诉，又是对姚琮的激励，寄托着知识分子对收复河山的深切期望。

    钱基博与瑞安学人的交往、超越地域的学术对话，见证了民国学人以文会友的传统，也助推了瑞安学术精神的对外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