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婆家回到母亲身边后，我的童年是在洋袜厂度过的。上小学一年级，没作业，大把的时间好像用也用不完。我和小伙伴阿金，整天在厂区逛得满头大汗，跑到传达室阿公面前，摊手向他讨钱。阿公掏出两枚硬币，一人一枚，压在我们手掌心。我们接过钱，扭头就往摊位跑。向阿公伸手要钱，我们要了好几年。他的兜兜，就是我们的“提款机”。

    现在想来，实在是没脸没羞。因为阿公和我非亲非故。后来听母亲说过，也许他和阿金是亲戚。而我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即使给阿金零花钱，也是可以不给我的，但他始终一视同仁，从没有一次说不给我，也从未对我有过半点不好的脸色。我从小就敏感，阿公哪怕对我流露出丝毫不耐烦，我便不会再去纠缠他。而在我潜意识中，阿公对我很亲切，他对我的好，应该是发自肺腑的。

    那时我母亲月工资在十八元左右，随着工龄增长，工资缓慢增长。作为传达室的工友，阿公收入之低可想而知。但当时我完全没意识到这有什么不妥。跑出厂门，拐弯约一百米处南陈桥小摊上的零食，对我的诱惑实在太大了。

    阿公有一条腿不大方便，可能是年轻时摔坏的，或者生过什么毛病，没钱治疗，留下后遗症，走起路来一踮一踮的。后来，我才知道他参加过抗美援朝。看到我俩一头汗跑到他跟前，他一边把手里的烟往上举，一边一瘸一瘸往后退，一是担心烟头烫到我们，二是担心我俩“岩撞”似的，会擂翻他。他从裤兜里掏出两枚一分钱，一人一枚。硬币是他事先放到口袋里的，因为知道这俩娃儿每天准时会过来要钱。后来随着物价上涨，上升到两分钱、五分钱，再后来是一毛钱、两毛钱，依次递增。我今天想念他，不只为他天天掏钱喂养我们，实在是想起他来，心里就有苦涩的味道。他一辈子没结婚，没子女，也从来没见有亲戚来看他。他是实实在在的，把我们当后辈来看待。

    我们撒着欢儿，跑到南陈桥头小摊前，买酱菜头、菜头条儿、炒米糖、爆米花、粽糖儿、双炊糕，那几分钱带来几分钟的愉悦，自舌尖到心头。阿公微笑着，脚一踮一踮，跟在我们后面，瘸到小摊门口，和邻居们聊天，实在无话可说了，才回到厂后的家。

    和阿公换班的是传达室阿婆，是我爷爷的弟媳妇，我父亲叫她“碎婶”。她有只眼睛是斜视的，盘个发髻，白白净净，清清爽爽。阿婆没生育过。我小爷爷青年时就去世了，她守寡几十年，吃素念佛，孤孤单单。我父亲见她生活无着，就到家乡山上把她带下来，安排在洋袜厂传达室工作，有了固定收入，可保衣食无忧。她是很虔诚的佛教信徒，可能是觉得此生过得悲苦，念经吃素，求得心灵救赎。

    我潜意识中，老是有个猜想拂之不去——阿公阿婆该是一家人。或许是阿公和阿婆都对我太好，所以，我希望他们拥有完整的家庭。其实他们就是纯粹的工友。有一天，我咯嘣咯嘣嚼着炒槐豆，问阿婆：“您和阿公怎么不住一起？”阿婆笑看我嚼槐豆，皱着眉替我后槽牙发酸，听了我的话就是一愣，眼睛斜着看左上方，乐呵呵地问我：“为什么住在一起？”我说：“一个阿公，一个阿婆，一家人干嘛不住一起？”“我们不是一家人啊。”“那，我给你们做媒，成一家人好吗？”“不好。”她想了下，呵呵地乐开了，又加了一句：“不好。”

    一次，我接过阿公的硬币后，拿类似的话去问他，他愣了一下，嘿嘿笑了：“她看不上我。”过后他补充道：“我们虽然不是一家人，全厂工人都是一家人。”

    长大后才知道，我这些话的确有些唐突了。

    几年后，我父亲上山，把我那14岁的堂兄带下山来，过继到阿婆名下，给她当孙儿，顶替进工厂，拿到城镇户口。

    我父亲照顾“碎婶”几十年，很孝顺，无怨言。只是在他去世前一年，某日提着热水瓶给“碎婶”送去时，我听他自言自语地感叹：“我都这么老了，还要伺候碎婶多少年啊。”岂料一语成谶，这一年，八十六岁的“碎婶”，无病无痛，寿终正寝，走在我父亲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