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邦城
那天，我接到挚友陈寿富病故的噩耗，震惊之余，不觉泪眼蒙眬，几近失声。追悼会上，见到粮管所退休党支部书记阮意坚等几位“粮友”，提及当年的“国粮”旧事，更是感慨万千。我曾在瑞安粮食部门干过10多年政工，亲眼见证了“国粮”企业前世与今生之嬗变，觉得很有必要为“她”曾经的荣耀写点什么，即便那已是“无声的荣耀”。
（一）
1977年，作为黑龙江支边返城知青，我被劳动部门安排在瑞安饲料厂工作。该厂当时在东门吊桥头菜行街，是粮食局下属大集体企业，名声并不响，但计划经济时代，国粮企业很吃香。我初进饲料厂，干的是打糠做酒之类的苦力活，虽收入不高，但捧的是“铁饭碗”，旱涝保收，年终不仅有糯米、花生、面干、白酒等内部计划票分发，还可扛回十几斤猪肉（猪是厂里职工自个儿养的），让同住瑞中教师宿舍的邻居们羡慕不已。
第二年年底，饲料厂解散，我被调至仙降粮油加工厂、时称“国粮一厂”担任政工。该厂是县粮食工业先进单位，书记黄永林很重视政治宣传工作，凡厂里有什么先进典型事例，都要我写通讯报道：如干部身先士卒，坚持到一线参加生产劳动；农忙时节机修工人组建支农小分队，下乡替农民修理农机具；高温季节，共青团员利用午休时间，为生产车间喷水降温等等。
瑞安当时还没有报纸和电视，我写的稿件一般都由县广播站播放。投稿多了，广播站那边很看好我，编辑部主任彭政还想把我调走，后来得知我非全民编制才作罢。那时，新闻报道可以一稿多投，还享受免费投递待遇，只要将信封角头一剪，注明“稿件”两字，连邮票都不用贴。我有好几篇稿件外递后，被《浙南大众》和温州广播电台采用，尤其是写黄永林书记下毛谷间顶班生产的报道《吃苦在先享乐在后》，由温州广播电台播报后，还登上了《浙江工人报》。
当时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财贸系统单位是“双学”，既要学大庆，又要学大寨，国粮一厂经过宣传报道，名气更大了。1979 年度，被评为全省财贸系统“双学”先进单位，即“大庆大寨式企业”，受到中共浙江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的表彰；黄永林也获得省粮食厅“双学”先进个人的荣誉。这样一来，我在瑞安粮食系统也开始小有名气了。有一次碰到胡锡民局长，他还夸我报道写得好。我趁机向他提出家有小孩，在南岸隔江过水，生活不便，想调回城关的要求，他居然答应可以考虑，说这样局里叫你写点东西也方便。后来，他还真的出了力，兑现了承诺。
（二）
我调回城关后，相继担任过县粮油机电厂、城区粮管所、城关镇（区）粮管所和城西粮管所的政工。上世纪80年代初，粮食实行统购统销，城镇居民按人口定量发购粮证，凭证凭票供应粮油。国粮单位人称“粮老大”，手中有粮，地位显要，尤其是年关时节，有计划票发放，粮店门口总是排起长长的购物队伍。
1985年，城关、城区两所合并为城关镇（区）粮管所后，更是规模空前，全所下辖8个粮站（包括北麂、北龙），以及城皇殿、红星、塔园寺、洪宅、天后宫等多处粮库，地盘大、网点多，令人刮目相看。其时，粮管所属典型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单位，全城关的粮站站长，皆为清一色的“粮”门女将。我记得很清楚：三八站是陈莹莹、东风站是林文兰、人民站是项爱埭、大众站是郑池妹、广场站是应丽丽。后来，从北麂调来的郑育义，当了新建的飞云粮站站长，才打破女站长的一统天下。
当时，三八粮站最负盛名，1960年出席过全国群英会，获国务院奖状。此后，多次被评为省、市、县先进单位，是温州地区粮食商业系统的一面红旗。该站就在老城区西山脚下的康乐街，粮站里8名女职工、2名男职工，担负着7个居民区、4000多户、1.5万人口的粮油供应任务。站长陈莹莹是个老先进、女强人，名副其实的“三八红旗手”。她是平阳中学“老高三”毕业生，我大姐马晓禾的同班同学，平时总称呼我为“小马”。我曾打趣说，“小马过河”，我从平阳到瑞安都过江了，你还叫我“小马”啊！
作为粮管所政工，三八粮站是我关注的重点，每年我都要把该站优质服务的先进事迹和送粮上门的数字总结上报。年终粮站特忙，陈莹莹分不开身，局里、县里都在催报先进材料，我就直接跑到站里采访。有一次，她们正准备给西山敬老院里的烈属老人送粮，我也跟着去了。陈莹莹与院里的老人个个相熟，亲切地打着招呼，进屋后，只见她手脚麻利地解开袋绳，将米倒入米缸之中。看到眼前情景，我也很受感动：送粮上门这种好事，象征性地送一二户、干个一年半载，倒也不足为奇，而陈莹莹她们当时送的是17家定点户，而且十多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实在难能可贵！
三八粮站的先进事迹不胜枚举，如对居民购粮做到四个“一样”：小孩和大人一样，生人和熟人一样，买少和买多一样，忙时和闲时态度一样。此外，粮站还推出“三勤”“四不烦”“五送”和“十备”等便民措施，取消星期例假，延长营业时间，规定节日与盘点都不关门，还帮助顾客绑扎袋口、扶粮上肩等等，不一而足，受到居民群众交口称赞，站里挂满了各种荣誉奖状和锦旗。
1987年，在浙江省财贸工会、商业厅、粮食局、工人报联合举办的商业岗位“凡人新事”征文活动中，我根据三八粮站陈莹莹她们的先进事迹所写的《烈属的贴心人》，还得了奖。
说实在的，那不是我文笔有多好，而是她们的事迹太感人了。同年，陈莹莹本人亦被评为全省商业岗位优质服务先进工作者。1984年以来，她连续当选第八、九、十、十一届瑞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退休后还继续发挥余热，就任安阳镇永丰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是瑞安人人皆知的先进劳模。
（三）
1993年《瑞安报》复刊，我被市委宣传部调到报社担任经济版编辑。那些年，我一直对国粮部门情有独钟，写过很多有关国粮的报道。其时，粮食局分管购销的副局长徐学诚，是我在城区粮管所的老领导，局办公室主任杨军与我也是老相识，信息来源便捷，写起报道来更是驾轻就熟。记得我到报社写的头一篇文章，就是关于粮站实行承包经营、上门做生意的报道，刊登在5月15日《瑞安报》试刊号第一期上。
当年，粮票取消、粮价放开、财政“断奶”后，国粮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压力，各粮站相继陷入“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境地，粮食年销售量同比下降65%。年底，全市出现粮油价格大幅上涨的现象，市民对此反响强烈。我走访粮食局后，迅速在“本报专访”栏目推出《平抑粮价 稳定市场——粮食部门积极调控，丰富节日粮油供应》的报道；紧接着又进行跟踪采访，撰写了《调控见效应 “野马”已收缰——我市粮油价格普遍回落》的报道。文章刊发后，起到很好稳定人心的作用，有报社同仁还夸我“野马收缰”四个字用得好哩！
之后，我一直关注着国粮企业的动向，相继采写过《动脑筋摆脱困境 想点子开拓新路——粮食部门推出“转制”新举措》《拓宽购销渠道 做活“粮”字文章——莘塍粮管所走出困境再现生机》《粮食复制品市场：本地厂唱主角 富康面领风骚》等多篇报道。1996年，粮食部门出台“改制”大动作，城关的三八、广场、飞云、东风等数家老牌粮站改名换姓，共同打出“宏良连锁店”的旗号。我采写了《搞连锁经营 创规模效益——我市国有粮站打出“连锁旗”》的报道，文章刊登在1月15日头版显要位置，还配发了省粮食局局长陈加元出席典礼的照片。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粮食部门虽经种种努力，最终还是难以摆脱困境。不久，瑞安粮食局归并到市改革和发展局，按照有关“企改”政策，粮管所最终被“关停并转”、职工遣散下岗。对此，有“粮友”曾开玩笑讲：粮食局建在大街边的小巷内，巷口仅三尺来宽，“局门”太小，不被兼并才怪呢！
我之后还写过一篇“记者观察”的报道——《粮籍关系 莫揣兜里》。主要是讲进入新世纪后，瑞安“农转非”人数剧增，许多新居民却将粮籍关系揣在兜里，结果在工作调动、子女入学时，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提醒大家要及时办理粮籍关系。但时隔不久，粮籍关系也被国家彻底取消了。
想当年，对城镇居民而言，粮籍就是“命根子”，是吃国家口粮与农村口粮的“分水岭”。那时候，谁家要是丢了“购粮证”，得满街敲着铜锣吆喝寻找。否则，等于砸了饭碗、断了粮。时至如今，相形之下，变化之大，恍如隔世……
“国粮”之嬗变，实乃社会进步之缩影，但作为见证人，笔者认为：当年瑞安“国粮人”曾经的付出、曾经的贡献与荣耀，仍值得我们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