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海
最近，看到《瑞安日报》上刊登的《贵人相助，永世难忘》这篇文章，再次回忆起抗战时期在海安古镇避难时的情景，并产生了对这些陈年旧事作一些探究的兴趣。文章是我市离休干部王湘龙先生口述的，说的是新中国成立前他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的一段经历，素不相识的海安蒋仰山先生救助他于危难之间，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想不到世上竟有这般巧合之事，让王老永世难忘的这位“贵人”蒋仰山，正是我童年避难海安时拜认的义父——他是瑞安清末乡绅蒋馨山的次子，浙南武术名家、铜钟功创始人蒋幼山的胞弟。
蒋馨山其人
据我所知，海安有蒋、钱、李、游四大姓氏，他们是明代海安千户所抗倭将士的后裔，平时务农，战时为兵。修文习武，一直是海安大户人家的优良传统。到了蒋馨山这一代，满清衰败无能，他不甘株守穷乡僻壤，只身外出闯荡，因身怀文才武艺，事业有成，受人器重。据蒋家后裔回忆，他们的爷爷在某地粮运部门做差事，后来经商致富。
民国前，中年蒋馨山衣锦还乡。
他为人豪爽慷慨和气，常怀报答桑梓之心，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他提倡清明节集市贸易，活跃农村经济；立碑规范文明划龙舟，不准任意摊派；创办双穗场盐工子弟学校，培养乡村建设人才。又在“梅头荡”（荡，指滩涂）购买数千亩涂田供村民种植，因此深得民众的拥戴，被推选为罗阳镇（清末瑞安仅设罗阳镇，下辖帆游、崇泰二乡七都）总董。1931年瑞安初设海安镇时，蒋馨山众望所归，被选任为镇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省防军驻温部队曾计划向瑞安方面筹饷四万大洋，群众意见很大，但慑于军威，终不敢言。在这影响军民关系和民众切身利益的节骨眼上，蒋馨山毅然挺身而出，赴温为民请命，在驻军司令部据理力争，最终瑞安被批准减免，以一次性出饷四千元了结。此举，顾全了北伐大局，减轻了穷苦老百姓的负担，在瑞安民间广为流传。
从1906年开始，蒋馨山费时六年，在海安东门宾阳楼附近，兴建起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供自己和两个儿子居住。这幢建筑，远近闻名，它历经沧桑，至今保存完好，为后人留下一座典型的民国时期建筑物。现由政府支持，民间集资，赋予新的内容，改名为蒋幼山故居纪念馆，成为瑞安市新增的文物点和旅游景点。
蒋馨山出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抗战时期，他已经80多岁了。
我童年眼中的蒋老爷子（瑞安话叫“老太”），是一位身穿长袍马甲，身材高大，且有着长白胡子的威严老者，常年端坐在正屋中堂的大椅子上。族里的孩子们经过大院和前厅时，都会自觉静声闭气，从不敢大声喧哗，生怕打扰了他老人家。
蒋馨山是在抗战胜利前一年去世的，享年八十七岁。那年我已经8岁，开始懂一点事理。记得他家的丧事办得很隆重，前后院子都搭起了箬篷，摆满酒席。来吊唁的，来探望的，来送礼的，来喝酒的，也有吃“白席”的……这些人中有亲戚朋友，有邻居熟人，有社会名流，也有穷苦村民……人来人往，热闹了好多天，也忙碌了好多天。
出殡那天，按风俗，我和蒋家的几个孙子要“扮颠马”，就是换了戏装骑在马上走在出殡的队伍里。想不到，我骑的这匹马在半路上受到惊吓，真的把我颠落于地。所幸我没有受伤，被重新扶上马，完成了送殡任务。这个小插曲，使我从小懂得“风头霉头两隔壁”这句瑞安民谚的真谛，并受用终生。现在想来，这或许是老太阴灵未远，特意给我这个螟蛉孙子留下的警示吧。
若干年后的清明节，我陪同从北京来的有色冶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蒋钟亚到蒋老爷子墓地扫墓时，发现所有坟墓完好无损，连当年瑞安县长许学彬题写的大字墓额仍在，不由暗自庆幸：公理自在人心。
义父蒋仰山
1941年，瑞安“四一九”事变后，大约在秋冬时节，为躲避日寇的再次骚扰，时任浙江省地方银行瑞安办事处主任的父亲，率全家坐河厢到海安古镇（那时称“海安所”），借住在蒋家大屋的西边院落。
这年我刚六岁，按照父亲的意见，拜认蒋仰山为义父，瑞安话叫“拜亲爷”。父母还按照当地的风俗，拣日子办了仪式。那天，他们买了鸡、肉、鱼、果等六样礼品，给我换穿了新衣服，带我来到住在正间里的义父家中。义父身穿中山装，理着平头，看起来很慈祥。我三叩首后，他笑嘻嘻地递给我一个大红包，从此，我们两家成为亲戚。我们在海安一住就是四年多，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方才迁回瑞安城里。
一直以来，我对义父的印象总是很模糊，因为他事情多，很少待在家中，即使偶尔回来，我也总是尽量避开。倒是义母，我叫她“亲娘”，常来我家中，时间一久，也就亲近起来了。按照当地的习俗，每月初一、十五两天的午饭，是要到亲娘家去吃的，起初，我总是赖着不肯去，任凭母亲劝说也不听。这时，亲娘就会过来说：“随佢随佢，反正两家是隔壁，我送过来阿一色的。”（方言：“随他随他，反正两家是隔壁，我送过来也是一样的”）就这样，我吃了三年她亲手做的白花花米饭。
我小时候顽皮贪玩，那时残存的海安城墙还在，我有时会偷偷跟着蒋家的孩子们去爬城墙，从墙脚上去，到宾阳门城楼下来，弄得满身尘土，回家受到母亲的训斥。
到海安的第二年，义父送我和他的儿子钟亚到海安小学读书。小学就在他家的东面附近，记忆中好像是由一个祠堂改建的，只有十来个学生，一位老师。一年级头一课就两行字：“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我觉得读书就这么简单。第二年，大人们看着不合适，让我们改读了场桥小学。我和义兄蒋钟亚要结伴走路去场桥，义母不放心，常常会送我们到东门桥头，眼看着我俩沿着河边小路走远了，方才转身回去。
后来我才知道，海安小学其实是很有名的。据孙氏父子年谱记载，海安所双穗学堂成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诒让手题“学界闿新”匾额。究竟是谁请孙诒让题写的？历史上没有留下记载，但这件事发生在蒋馨山回乡担任罗阳镇总董的时候，按正常逻辑推理，可能是蒋馨山为乡里桑梓所做的好事之一，蒋孙之间必有过交集，只是世事无常，此事被历史的尘埃湮没罢了。
义父蒋仰山谱名益贤，字渭卿，生于1901年，于民国十一年（1922）自费考入北京通才商业专科学校，在北京读书期间，接受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毕业后，回乡曾担任海安小学和盐工子弟学校校长、双穗盐场董事，致力于教育救国、实业兴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先后把两个爱子送上抗日前线。长子霖生，受训于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训练团。毕业后，在武汉后方医院工作，多次在敌人的炮火下救死扶伤，后来随医院撤退至贵州，最后定居在那里。次子梅生，曾随伯父习武，参加浙江省军官训练团。毕业后，回乡组织民团，抗击日寇，出生入死。抗战胜利后去台湾兴办糖厂，继承其父实业救国的遗志，他的子孙至今滞留台湾。
我的义父秉性善良，除热心于地方事业外，时常为人济困解难，帮助素不相识的王湘龙进入盐警工作，只是其中之一。此外，他还曾安排中共地下党员池子荣到盐工子弟学校任教，使他能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军离乡，1955年复员那年，我到海安探望义父母，亲娘一边为我煮鸡蛋，一边抹着眼泪对我说：“你走的第二年，你亲爷在塘河边岑岐埠头失水死了，详细情况我也不晓得。”我愕然，那碗煮鸡蛋再也没能吃下去，灶火映照的瘦小背影瞬间被无限放大。
从此，每到清明节，她都会捎信来要我去海安，而我只要没有重要工作，也都会带少许礼物去看她。改革开放后，她的小儿子蒋钟国在当地带头办厂致富，小有名气。后来，她迁居新屋，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瑞安沙堤俞家从清末的曾祖父俞黼唐“主海安钱氏教席”（见遗著《河间诗存》）开始，到祖父俞春如“民国初元，余居海安所”（见遗著《春庐丛脞录》），再到父亲俞象川率我们避难蒋家，四代人都曾经在海安生活或工作过，正是：百年沧桑巨变，故地浴火重生，如今饮水思源，难忘世纪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