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休

    我父亲来自山林，后又回归山林。去世前不久，他自己住到六十多年前的出生地。1926年某月，他出生于金山岭雅，早年因父母双亡，不知道具体生日。1948年年底，他参加浙南游击纵队，穿上军装的那一天，便成了他的“生日”。山里娃子从此迎来新生。他去世时，因家谱上生辰八字写得模糊，殡仪时节，亲友谁谁需要回避，统统无所适从。幸亏一切由司仪定夺，最终不成问题。

    我们的家谱也很简单，家人的出生日期，全靠母亲记在脑子里。后来，大约觉得记性越来越差，她才眯缝着眼睛开始口述，让我用软毛笔写在红纸上，放进针线盒里。那是一个饼干盒子，“年年有余”字样下，有个抱鲤鱼的花肚兜胖娃。这便是我家的“储物箱”。过一阵子，但凡家逢大事，便翻箱倒箧找出来，龇牙咧嘴掰开盒盖时，能闻到一丝樟脑丸香味。多年间折来折去，再怎么小心翼翼，那红纸终究断成两片，后来又成了四片，就如我们四姐弟，一一成家，各奔东西。

    父亲落柩那天，母亲让我找来软笔，把家谱誊写在一块从旧桌布剪下的红布上，大约一尺见方，记个大概。布比纸牢靠些，寄托着她维系子女关系的一份心意。一转眼，三十三年过去了。我妻把这块红布存放在保险箱里，这成了父母留下的唯一实物。时光流逝，红布边缘慢慢剥蚀，一根根游丝各行其是，红颜色也渐渐褪去，倒有点像我们四家的现状。我家三代，包括女婿媳妇及下一代，满打满算不过二十人。父母去世多年后，我们姐弟四家逐渐游离，除了春节相约祭扫，去公墓门口等候的那半小时里聊上几句，其他时间，微信群里都保持缄默，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这份亲戚关系，虽然疏淡，却也连着。

    在记不清具体出生时间这方面，我们家似乎有“传统”。我母亲始终说不清我到底是在早晨、中午还是晚上出生，她只记得当时广播里的音乐响起，在她为分娩而痛苦挣扎时，那音乐成了记忆中深刻的印记。可一天有三次广播，这可把她难住了。这让我在前途迷茫时，想找“高人”指点一下人生方向时，常常无从说起。那么，我三个姐姐，又是啥时辰出生的？她同样也说不清，这多少能抚平我的不快。母亲真是糊涂又可爱。

    父母的婚姻，其实也是一笔糊涂账。母亲当年住所坦街，她姐戴红袖套，随派出所一起巡逻，还当上居民区的治保主任。我父亲当时是所长，姨妈就介绍自己的妹妹和他相亲。母亲读过初中，有文化，当时十八岁，比我父亲小十岁。虽然一个属龙，一个属虎，但双方正在热恋中，不愿相信那些封资修的糟粕。那时工农干部挺吃香，我父亲五官英俊，可能出手稍慢，就会被旁人抢走。婚礼很简单，几块喜糖一分，大红门对一贴，两床被子拎到一块，就成婚了。父亲一米八多，母亲勉强一米五。闹新房时一位同事看出了“反差”，他嘴巴闲不住，看新人一个瘦高个儿，一个小巧玲珑，忍不住嚷嚷：“哈哈，你们这是热水瓶配茶杯，新郎新娘差十岁，龙虎斗，你家以后有得热闹瞧了。”

    我姨听了，赶紧出面打岔，才把话题搪塞过去。虽然闹哄哄的，我母亲当然也听到了，但两人感情正深，不愿多想。一切外来的念头，都比不上努力相向而行、尽快走到一起的决心。她虽然心里咯噔一下，但表面上不动声色。话说锅碗瓢盆都会丁零当啷，何况两个人呢。不同环境成长的夫妻，观念、习惯不同，难免为一些小事拌嘴。姨说：“看不懂这些男人，有啥好生气。”话虽这么说，姨自己脾气也挺大，有时她和我母亲闹别扭，一闹两年不说话。但到后来，都是姨丢盔弃甲，举手投降。谁叫她是老姐呢。

    这样那样事多了，父母间的一些小摩擦，就成为闹别扭的导火线。发生口角后，没处想了，他们往往归咎为“龙虎斗”。潜意识中，人是会受暗示的，双方都开始这么想了，思想就容易复杂，莫非龙虎相争必有一伤？母亲吵了架，就往姨家跑。幸亏姨劝得好，分析利弊，双方在姨妈的劝说下，都还明事理，同心协力把日子往好了过。父亲后来也想开了，过日子嘛，总得互相让着点。他奉行“忍让政策”，睁只眼闭只眼，不一般见识，事情也就过去了。一家人齐心协力，日子终究是温暖向前的。

    年年有余，余的，是一家人好好过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