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一直流传一则据说是来自瑞安古志的记载：南宋乾道二年，大水夜半涌入县城，沿岸百姓多遭淹溺，全境生灵涂炭，唯独仙岩赖氏、大镬万氏两族得以保全。

    很多本地人世代听闻这段旧事，也不断有人追问：八百年前这场席卷温州、瑞安的特大水灾，到底是民间传说，还是真实发生的往事？潮水当真漫过老城街巷，直抵山脚高地？结合正史典籍、地方旧志、摩崖遗存与文史专家考证，可以笃定作答：乾道二年海溢，是温州、瑞安历史上记载确凿、伤亡极重的真实巨灾；而“仅两姓留存”一说，不见于宋代原始记载，主要流传于后世方志与民间口述。它很可能是古人在极度惨重的灾情基础上，用以强调平原地区人口几近灭绝的一种修辞性表达，并非基于人口统计的史实。

    乾道二年，即南宋丙戌年，公元1166年。那年农历八月十七日深夜，一场罕见灾害骤然降临。彼时秋分前后，正值天文大潮，海潮本就汹涌，又遇强台风过境，狂风卷着暴雨横扫浙南沿海。大风、暴雨、大潮三者叠加，形成毁灭性风暴潮，也就是古书中所记的“海溢”。

    风潮倒灌，海水逆流而上，冲破江岸，直入城内。瑞安老城依飞云江而建，地势低洼，古时江防堤塘简陋，并无成熟防潮体系。大水半夜猝然入城，百姓睡梦之中毫无防备，街巷瞬间被大水吞没，屋舍倾塌，人畜漂流，一时之间，哀声遍野。

    《宋史》对此灾专门落笔记录，文字极简，却字字沉重：温州大风海溢，庐舍漂没，舟船倾覆，溺亡两万余人，江边无人收殓的遗骸七千余具。官方统计尚且如此，而温州各县地方志、乡土文献综合考证，全域遇难人数逼近七万，是两宋时期东南沿海破坏力最强、伤亡最惨烈的一次沿海灾变。

    翻阅明代《温州府志》、历代《瑞安县志》，更能触摸到当年的惨烈实况。狂风自傍晚开始肆虐，拔木毁屋，行人难以站立；待到夜半，海潮漫过江岸，倒灌进城，半座城池沦为汪洋。慌乱之中，百姓争相爬上屋顶、攀上大树暂避，奈何水势暴涨迅猛，片刻之后，房舍崩塌，林木倾覆，放眼四野，一片泽国，十户九毁，幸存者寥寥。

    瑞安地处飞云江下游，直面海潮冲击，受灾尤深。江水与海水混作一片，平地水深数尺，百姓开门即被大水围困，进退无路。良田淹没，庄稼绝收，市井破败，往日繁华的江南县域，一夜之间满目疮痍。

    这场灾难并非书本里的抽象记载，温州多地留存的实物遗迹，至今仍在佐证当年水势之巨。龙湾峰门山岩壁之上，古人刻下“乾道二年水满到此”八个大字，历经八百多年风雨侵蚀，字迹依旧清晰。这处崖刻，是最直观的刻度，如实记录了当年潮水漫涨的最高位置，足以想见洪水之势何等骇人。

    针对乾道二年海溢，本地文史学者、方志研究者多年来持续考证。温州图书馆文史研究员潘猛补梳理宋代各类史料指出，此次灾变核心诱因是台风风暴潮，绝非海啸，罕见的气象与水文叠加，造就了这场千年一遇的特大灾害。当年浙南海塘设施薄弱，沿海平原毫无屏障，这也是灾情无限放大的关键。

    地方史研究者孙建胜从人口史角度考证，乾道海溢几乎重创整个温州沿海平原，大量村落荒废，本土人口锐减。也正因人口凋零，南宋官府随后推行移民补籍，大批福建百姓迁居温州、瑞安，扎根落地，慢慢与本地残存宗族融合，深刻改变了浙南后世的族群结构与乡土脉络。

    温州高校历史学者也认为，1166年温州海溢，是中国古代风暴潮灾害的典型范本，既有正史记录，又有方志、石刻、文集等多重佐证，史料链条完整，是研究古代沿海气候灾害、城市防灾、社会重建的重要案例。

    回到瑞安旧志所载“仅仙岩赖姓及大镬万姓存焉”。结合地理实情与专家研判，这句话不能机械解读。

    瑞安地域广阔，除沿江平原之外，大罗山周边丘陵、山岙台地众多，地势居高，潮水无法漫延覆盖。当年山区、半山村落，皆有百姓安稳避灾，不可能全城只剩两族存活。

    但不可否认，仙岩赖氏、大镬万氏能够完整保全，确为史实。仙岩背靠大罗山余脉，聚落依山而筑，地势高耸，远离江岸潮线，海潮再汹涌，也难以抵达山麓；大镬一地，属高台山岙地貌，四面隆起、中间平缓，天然形成一道隔水屏障，不受平地水患波及。在整片平原近乎覆灭的绝境里，这两处高地聚落安然无恙，宗族完整延续。

    古人修志，行文多简练写意，为凸显灾变之酷、平地死伤之重，便以两处完整留存的宗族作为缩影，写下“仅此二姓存焉”，用以概括平原十室九空的惨状，是传统志书常见的记述笔法，并非刻意虚构。

    乾道二年海溢之后，瑞安本地氏族凋零，闽地移民陆续迁入，乡土风俗与宗族结构由此重塑。地方官府与民间亦开始重视江海塘工，逐步构筑起基础的防洪体系。

    八百多年过去，重读这段历史，不只是辨析一则古老传说的真假，更是透过岁月，看见古人与山海共处的艰难，看见自然灾害之下乡土的韧性，也读懂一方水土世代沿袭的生存智慧与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