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继永

    之所以取这个题目，是因为1986年到1989年在瑞安五中的那三年，对我实在太重要了。几乎那三年的每一天，都在我后来的人生选择里留下了痕迹。

    “记者”这个职业，我是第一次从班主任薛月亮老师嘴里听到的。那天，薛老师在新生见面会上说，他的理想本来是当记者，没想到最后还是成了教师。他是师范毕业的，当教师本是理所当然，可为什么非要当记者呢？我想，记者一定比教师有趣得多，才让他念念不忘。

    后来，薛老师果然在班里成立了文学社和通讯社，带我们出黑板报、编习作集、出社刊。班上的同学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人文气氛非常活跃。

    光是高一那年，我们班就包揽了全校作文比赛高中段前几名。一位连续几年拿第一的高三学长，还特意跑来我们班，想看看这几个学弟学妹长什么样。

    除了鼓励写作，薛老师还常在周末组织讲座。他是语文教研组长，我记得当时他讲《美的历程》，徐存德老师讲《红楼梦》，蔡少华老师讲《荷塘月色》，非常热闹。当年，薛老师发现一些女同学在看琼瑶小说也不阻止，还把琼瑶小说中的诗歌是怎么化用《诗经》的手法，也在课堂里适时插播。每逢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和传统节日，薛老师也会在课堂上穿插节气节日的来历、风俗和故事：清明讲介子推，端午讲屈原。正是他这样耐心地灌溉，班里冒出了不少文学苗子——女同学中有毛淼、凤怡、訚訚，男同学中有茂余、万村、春雷。

    那时的五中，学风也很开放。校园广播里除了李双江、李谷一，也会放毛阿敏、韦唯的歌。有同学弄来齐秦、罗大佑的磁带，广播站也肯播。后来我才知道，这背后也有薛老师的一份功劳——他的宿舍就在广播站对面，对负责广播站的三位女同学訚訚、乐静、毛淼，颇有影响力。

    如果把高中三年做个切片，高一是快乐的时光，高二是分水岭。

    进入高二后，薛老师明显感到了高考的压力。他为成绩靠前的同学制定了学习规划，对成绩靠后的同学仍然以快乐教育为主。应试与素质两手抓，对老师而言无可厚非，但对同学来说，那是一条逐渐裂开的缝。本来玩在一起的好朋友，忽然要“分开”了——你走你的独木桥，我走我的阳光道。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校还没扩招，考上大学很难。一个班五六十人，能考上大专、高中专的也就三四个。中游水平的同学最纠结：是快马加鞭赶上去，还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当年的这份纠结，多年后仍是不少同学心里的痛，也是薛老师难以释怀的遗憾。

    我自知不是拔尖的人。有人星夜赶科场，有人辞官归故里，我继续默默地为自己的文学梦和记者梦储备知识。高中三年，我订了《光明日报》和《新民晚报》。那时报纸不寄到家里，得自己去邮局拿。每次去，邮局的伯伯都问我：“你是自己看，还是替你外公拿？”每次都把我问得脸发红。

    转眼到了高三。那年万村考上了大专，衍胜和玲海考上了高中专。薛老师的带班业绩不算亮眼，他因此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所幸第二年，复读的同学里有好几个考上了杭大和浙师大，总算没有辜负四年的努力。那年，也有几个同学跟我一样不想复读，去读了电大，后来进了农村信用社当上了领导。而我读了一年温大的“公共关系学”，最后也进了城市信用社。

    1992年，温州日报筹办温州晚报，向社会招聘记者编辑。那时我在城市信用社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没有去报考。一直等到1995年晚报再次招聘，我才去圆了记者梦。从首席记者一直干到主任编辑，一晃三十年过去了，其间虽然自修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和新闻传播学专业，却也始终不敢以浙江大学的学历文凭示人，毕竟我当年是个高考落榜生。但我自信从报纸的旺盛期到衰落期，有始有终地陪到了最后，也算对得起1986~1989年的那份初心。

    如今，高中三年的得与失，早已烟消云散。回想起薛月亮老师当年为我埋下记者那颗种子的情景，真像大梦一场——少年不知愁滋味，老来方知行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