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六十余年光阴恍然如梦。许多年少时在乡村生活的往事都如云烟飘散，唯独求学路上的那次跳级经历，像一枚压在时光书页里的书签，经不断摩挲，虽略显褶皱和陈旧，却愈发耐人回味。

    那个年代，国家为扫除文盲、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而采取了一项特殊措施：村村办小学。我读的村小，坐落于本村东北角旧祠堂中。这个原本用于族人祭祀和重大活动的场所，因办学需要，临时隔出两间教室。一大一小，大的供复式班一、二年级使用，小的则由三年级独享。全校三名老师，承担三个年级的教学任务。四年级开始，学生要到另一所完全小学就读。

    三年级第二个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班主任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个斗大的办公场所，条件十分简陋，采光很差。我看不清老师的脸色，只听到他用坚定的口气告诉我：学校经过慎重研究，并征得家长同意，决定让你跳过四年级，到另一所完小直接读五年级。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我当时的反应和真实想法，已经记不清楚了，好像是懵里懵懂地点了两下头，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几年后，我听到一些情况，才知道这事并不简单。一方面，老师们看到我生性沉静，学习自觉认真，当了三年班长，语文算术成绩优异，作业写得工整，课堂应答从容，与同学关系融洽，是个可造之材，便想往前推一推；另一方面，也有老师们“抢风头”的思想在作祟。当时村村有小学，教学质量没有量化，教学水平无法体现，于是老师们就想出了“跳级”的招数——那时谓之放教学成果“卫星”，试图通过一个学生的跳级，让周边学校高看一眼。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辈，他们只把孩子交给学校，让其少一份下地劳作的牵绊，对子女的学业规划和今后打算，是不会去想的。听闻孩子学习成绩好，可以跳级，就觉得是件好事，脸上有光，谁还去斟酌利弊、考量得失？

    新的学校在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庄。那时还是春季招生入学的。一个初春的清晨，我背着洗得发白的旧书包，过田埂，跨石桥，走小道，高高兴兴地开启了走读生活。新的学习环境，新的学习内容，有压力也有期待。压力是少读了一年书，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得上？期待的是学到更多知识，将来为社会多做贡献。

    语文课依旧从从容容。预习、诵读、背记，过去总结积累的学习方法继续派上用场。对文字的感悟力在微妙生长，字里行间常有小亮光闪现，写的作文，常常被教四年级的老师拿去当范文，读给同学们听。开学不久，我的作文《从量变到质变——一副乒乓球拍损坏的启示》在《浙南大众》（《温州日报》前身）刊出，在学校引起了一场轰动。

    算术（数学）却是另一番景象。因为跳过了四年级，缺了该有的知识储备，课堂上听老师讲授新课，理解起来很费劲，课外作业也困难重重。算术有一套十分严谨的体系，层层递进，环环相扣，中间断了一截，便多了一道深沟。课堂上老师推导公式定理和计算方法，其他同学能顺杆而上，而我却是一头雾水。

    万幸的是，班主任是同村人，他知道我的根底和秉性。了解到我的困难后，为砥砺我成长、逼我补齐短板，他让我担任了班级学习委员，使我在责任和压力的倒逼下赶了上来。同时，每周安排两次，或中午，或傍晚对我进行“开小灶”。午间寂静的教室，傍晚夕阳余晖下的校园，我独自一人在老师辅导下梳理知识要点。其他时间则暗自用功，努力追赶——煤油灯的光影里，课间喧嚣的教室中，都有我埋头刷题的背影。集腋成裘，水滴石穿，不久，我的算术成绩便由全班垫底追到了中等偏上，跟上了课业进度。

    四年后，我高中毕业（上世纪特殊年代实行“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的九年学制），以长期代课教师的身份重返母校，担任四年级班主任，并教授该年级语文课。有了跳级的痛苦经历，我多了一份因材施教、注重打基础的教学情结，尽自己所能为每个学生稳步前进提供助力。遗憾的是，后来因入伍，仅当了一个学期的老师，就匆匆离开了教学岗位。

    时隔数十年，回望这次盲目而仓促的跳级，当初的荣光和自豪早已褪去，剩下的，是深刻的感悟和清醒的自省。求学之路，如同筑屋夯基，必须一层一层地垒砌，才能使大厦立得稳、起得高。一个年级安排的课程看似普通，却都是数理思维成形、知识体系衔接的重要阶段。一次跳级，表面上快了一步，实则缺了一层，给后续的求学之路增添了障碍与磕绊。人生道路亦是如此，没有捷径，也不可能都是坦途，唯有抓铁有痕、踏石留印，扎扎实实地往前走，才有可能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