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一帆

    岁月匆匆，离开部队已整整四十个春秋。当年军营中的许多往事，如今仍清晰如昨，难以忘怀。

    背着战友上医院

    那年早春三月，我们入伍来到素有“东北小江南”之称的吉林省集安县，在新兵连开始了紧张集训。

    一天晚上，刚走下训练场，我便接到河南籍靳金明班长的通知，要我速去县人民医院。原来，一名同乡刘姓战友在与东北战友嬉闹时，被对方踢断了腿骨。因这位战友听不懂普通话，与别人交流困难，连队领导便指定我为他当翻译兼陪护。

    当时，我还不认识这位战友，但领导的信任、战友的眼神，让我顿感责任在肩。那一夜，我几乎未曾合眼，细心陪护在他身边，端水、喂药，扶他上厕所，忙个不停。他因疼痛不时呻吟，我便一直轻声安慰。

    次日，连队决定送他转往吉林公主岭空军医院治疗，由副指导员唐必喜和我一起护送。一路上，上下火车、上厕所，都由我背着他。初春的吉林大地仍是白雪皑皑，寒风刺骨，我们穿着厚厚的棉衣、戴着羊皮帽，而我的内衣却早已被汗水浸透。车厢内，一位身材修长、长相漂亮的上海女列车员听出我们是南方口音，便主动与我们交流，得知我们来自浙江温州，她热情地称我们为老乡，一路上多次给我们送来开水，热情周到的服务，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列车上领读《毛选》

    一九七七年，为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中央出版发行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全军上下迅速行动，掀起了“学著作、学雷锋、大练兵”的热潮。

    当时我们连队驻守在中朝边境的一座大山里。每次从驻地去团部办事，需先乘汽车下山，到镇上火车站换乘火车，中途还要转一次车，沿途穿过几十个山洞。那个年代，在火车上学雷锋、做好事，已成为军人的自觉行动。坐在座位上，我的双眼总是注视着进出车厢的旅客，见有年长老人或带着孩子的妇女，便毫不犹豫起身让座。当时旅客的文明意识还比较差，抽烟、乱扔果皮垃圾者比比皆是，列车员都扫不过来。见此情景，我便常常找来扫帚，帮列车员一起打扫，忙得不亦乐乎。当时部队里流行这么一句话：“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人人要“眼中有活”，军人要处处做榜样。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一次在列车上，我自告奋勇，从背包里拿出毛主席著作，站在颠簸的车厢里，大声为旅客朗读。旅客们都很配合，没有大声喧哗，还给我投来赞许的目光。尽管我读得口干舌燥、全身冒汗，但想到自己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心里还是美滋滋的。

    当了一回群众演员

    那一年夏天，长春电影制片厂来到部队驻地集安县拍电影《山村新人》。我们连队接到摄制组请求，派出部分战士充当群众演员，我有幸入选。

    我们十几个新兵乘坐连队的大卡车，沿着蜿蜒的山道行驶一个多小时，抵达拍摄地——大山里的一个村庄。隔着篱笆，一个不大的院子里聚着许多演员，还有一些围观的群众。其中，当时正值芳华的女主角张金玲格外引人注目——她曾在电影《渡江侦察记》中饰演刘队长。那天她留着短发，五官端庄，一双大眼睛，虽然一身山村姑娘的打扮，仍难掩她的美丽大方。

    我们换上百姓服装，按导演要求站好，静听张金玲的台词。那天中午，我们在剧组吃上了一顿香喷喷的大米饭，大家狼吞虎咽，心花怒放。既目睹了电影明星的风采，又蹭了一顿饭，真是意外之喜——要知道，当时大米饭在我们眼中已是美食，甚至算得上是奢侈品，每周只有星期天才能吃上一顿。

    自考拿了大专文凭

    多年来，我在填写个人履历“文化程度”一栏时，都会写上“大专”，这得益于在部队的一段学习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凭热”悄然兴起，部队亦然。对我们这一代成长于特殊年代、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来说，确是难得的机会。我和一些战友报名参加了当地教育部门组织的吉林大学的高等教育党政专业自学考试。考试科目共十门，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全部合格即可获得大专文凭。

    部队对此予以积极支持，团政委郭志远带头参加。团机关统一组织听课，用录音机在会议室播放大学老师的授课录音，但主要还是依靠个人自学。

    两年多时间里，我几乎将所有业余时间都用在了自学备考上。休息天，战友们打扑克、下象棋，我闭门学习；入夜，室外大雪纷飞，我挑灯夜读。不少战友中途退出，我却咬牙坚持了下来。日复一日，原理一条一条记，答案一段一段背，难题一道一道啃。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与另一位湖南战友一起，在全团干部中率先通过十门科目的考试，获得吉林大学颁发的大专毕业证书。不久后，我带着满满的收获，离开部队，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家乡。

    十年军营岁月，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光，也是我终生引以为豪的宝贵财富。难忘军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