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妙

    生长在沿海地区，海鲜是刻进骨血里的印记。我素来嗜海鲜，尤其迷恋蟹的滋味——梭子蟹的腴，大闸蟹的醇，青蟹的劲，每念起，那股浸透海风的鲜甜，便在唇齿间漾开。

    年少时家贫，螃蟹和对虾之类的海鲜，寻常日子是沾不到边的，只能等到各种红白宴席上打一回牙祭。祖母尚在人世，家中四时总少不了祭祀的仪式。清明、端午，就连七月半的中元节，总要摆上供品祭拜先祖。祭礼落毕，方才开席，我们一众孩子便名正言顺地大快朵颐。

    中秋节的祭祀最令人牵念，彼时梭子蟹大批上市，蟹黄饱满，蟹肉丰腴，光是看着，便叫人喉头生津。祖母把蒸好的梭子蟹摆上供桌，定要敬过才准动筷。我们围着供桌团团转，踮着脚，眼巴巴盯着那盘红亮的蟹，企盼祖先快点“吃完”，轮到我们上桌。可祭祀的流程冗长肃穆，要斟过三遍酒，要烧过印满铜钱纹路的黄纸。我耐不住等待，目光便溜向后厨。那里有被烧断腿的蟹脚，红灿灿，发出诱人的光泽。我刚抓住一只蟹脚，父亲的手骤然横过来，一把夺过。咯嘣一声脆响，肥嫩的蟹肉已落进他的嘴里，动作快得叫人猝不及防。我伸手想拿另一只蟹脚时，他拢过盘子，呵斥道：“猴头，这是给大人吃的。”

    所谓“给大人吃的”就是给他自己吃。后厨的长辈只有他一人，他一边嚼着蟹肉，一边朝我挤眉弄眼，眼底藏着孩童般的得意。委屈瞬间涌上来，我当即哇哇大哭。闻讯赶来的祖母一巴掌拍在父亲的后背：“你个猴头，大人没大人的样子，跟小孩抢吃的，快拿来！”父亲乖乖交出盘子，朝我使眼色，暗示是我害的。我捧着蟹脚大口啃食，脸上挂着眼泪和鼻涕，满口鲜甜，消解了方才的委屈。那时的父亲，儿女绕膝，心底却还住着一个长不大的少年。

    年岁渐长，我慢慢窥见生活粗粝的底色。父亲日日起早贪黑，替人运沙，一船沙石的酬劳微薄得可怜。就连这份辛苦营生，后来也被旁人争抢夺走。之后他帮邻里做变压器，活儿时有时无，终究不是长久的依靠。父亲愁眉不展，仿佛一夜之间，身上那点少年意气，都被现实磨得收敛殆尽。穷则思变，他卖掉满满一谷仓稻谷，带着母亲远赴柳市，做起了生意。

    待我参加中考，父亲已在柳市上园南路摸爬滚打十余年，在烟火市井里扎下根，攒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那是做生意的黄金时代，他和母亲各开了一家低压电器店，把订单向外分包，又在老家办起家庭作坊，吸纳乡里闲散的乡亲做工。祖母与我守在家乡，替他照管后方。

    中考成绩尚未揭晓，同行熟人纷纷向父亲打探我的考学情况，父亲总是笃定地回答：“考到柳市了！”为了断我后路，让我早日成为他的帮手，父亲只允许我将志愿填为“单报师范”，只因那时考上师范国家免学费包分配。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考上了你爽，考不上我爽”。

    喜讯传来，我的分数过了师范录取线。可横在面前的，还有一场面试。面试不单要考普通话，还要展示唱歌、书法、绘画等才艺。可乡村学堂师资匮乏，音美课程大多形同虚设，这些本事，我半点不曾习得。该去哪里找老师补习？那是1994年，17号台风席卷温州，屋塌水淹，满目狼藉，家家户户忙着抢险自救。我暗自担忧，这般危急关头，父亲怕是顾不上我的前程。

    可我未曾想到，父亲放下所有事，风尘仆仆从柳市赶回来，带着我奔赴城里投奔一位远房亲戚。一生勤俭，向来舍不得在吃食上挥霍的父亲，特意绕到望江菜市场，买下十几只大闸蟹。他拎着沉甸甸的网兜，登门求人，言语谦卑，姿态放得极低。就在那一瞬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心底轰然裂开，我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

    父亲跟着亲戚出门，四处奔走为我寻访老师，我独自留在亲戚家中等候消息。买来的大闸蟹养在大脸盆里，蟹口有细碎的白沫涌出，那些蟹顺着盆壁奋力往上攀爬，眼看就要翻出盆子逃出去，又被小表弟伸手捉回盆中。爬得愈急，被捉回得愈快，反反复复，场面荒诞，又带着几分宿命般的魔幻。我静静望着这一幕，心口沉沉发酸。父亲素来最偏爱大闸蟹，可他这辈子头一回专程到菜市场买大闸蟹，却一口都不是为自己。

    入读师范的第二个月，我收到父亲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唯一一封——信纸竟是他店里的订货单。纸上的字硕大遒劲，只有寥寥数语：照顾好自己，团结同学，尊敬老师。我走在去往宿舍的楼梯间，一字一句读了好几遍，鼻尖发酸，大颗泪珠砸落在纸面，晕开墨色，把那些粗重的字迹浸得愈发庞大、模糊。

    在之后的人生路上，我渐渐离开父亲，独自奔波。碰过壁，受过伤，每当困顿袭上心头时，便会想起父亲。想起旧时灶间，一盘通红的蟹，想起他抢过蟹脚，惹得我放声大哭的模样。那些遥远鲜活的片段浮上脑海，世间万千苦楚，便也慢慢淡如云烟。

    如今，父亲老了。再也不会像年少时那样，同我争抢盘中的蟹，再也不会把我惹哭。蒸好的螃蟹端上饭桌，红膏满溢。他轻轻推至我面前，“趁年轻，多吃，多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