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琵琶”虐我千百遍

    我待“琵琶”如初恋

    ■金春妙

    集善院门前高郎桥。

    关灯，熄火。车窗外是起伏的蛙鸣。远处隐隐约约的鼓词声传来，唱腔悲凉沧桑。我伏在汽车方向盘上，凝视着对面重新翻修过的集善院。

    无数个寂寞夜晚，当我写作《琵琶情——高明传》遭遇瓶颈时,都会把车停在“高郎桥”上（真正的高郎桥已不知所踪），夜深人静时，听河水无声细流。传记写作，我是个新手，此前除了写人物采访和散文，从来没有接触过长篇。对于这样一部长篇巨著，传主又是世界闻名的戏剧家，我底气不足，怕写不出高明的精气神。但是我又是如此地热爱他，就像寻找到失散多年的亲人，急于和他拥抱。我打小就从他身边走过，凝视这破旧的院落，好奇打量着里面的坟茔，心中一直有个解不开的谜团：他从哪儿来？又去向了哪里？他是如此默默，以致身为乡邻的我对此一无所知。直到高中，才得知我身边沉睡的故人竟然是世界戏剧大师、南戏鼻祖高明，他创作的《琵琶记》演习梨园，几半天下，独创的双线戏剧结构，成了明清传奇的写作范本。

    600多年的光阴逝去，想不到有一天我会和他在文字里重逢，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触摸着他的七情六欲。关于他的资料，流传下来的很少，如何还原他，一时成了难题。好在我们是同乡，根据有限史料，我们（本书另两位作者张益、胡少山）一步步丈量他生活过的空间。虽隔着时间距离，但或许我们在同一条河流游过泳，在同一个庙会赶过集。那么，我不写高明的伟大和不朽，尽量把他还原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古人的苦难在后人心中总是非常淡漠，可对经历者来说，却是日积月累寸寸血泪的承受。

    为了更真实地触摸600多年前高明生活的地理环境，2013年8月开始我们两度顶着酷暑，冒着台风，从瑞安阁巷高则诚纪念馆集善院开始，历经丽水、缙云、义乌、杭州、绍兴、慈溪、宁波、鄞县栎社、嵊州等地，绕着浙江省探寻高明的生前足迹。

    寻踪艰辛又坎坷：在开往义乌城郊的路上突遇一场大暴雨，我手握方向盘，战战兢兢驶离暴雨地带。义乌当时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好不容易逃出暴雨雷声的魔爪却在导航指示下又开进那片前不见天，后不见地的白茫茫雨幕中。如此境遇，和史料上的三杯亭师生分别的天气十分相似。

    每座城市的博物馆留下我们匆匆的步履，一只瓷碗，一个带钩，都是创作元素。一轮孤月，一场暴雨都怀想着古人的愁肠和纠结。曾记得杭州宋城瓦肆回眸一笑百媚生遇见的惊喜；曾记得栎社滂沱大雨沿着旧时的屋檐倾注而下；曾记得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瑞光楼遗址就在芙蓉楼河畔静卧，当时狂喜到扔掉雨伞围着遗址碑文又蹦又跳……

    时隔一年又北上元大都和元上都寻找高明生活的时代背景，通过那蛛丝马迹毫不连贯的踪迹，我似乎触摸到了高明生命的温热。

    2012年开始起草创作时，一边忙着繁重的教学工作，一边挑灯夜战写作，紧张和劳累让我不堪重负。我一直盼望，早点结束这炼狱般的生活。我多希望早点把高明写“死”，他“死”了，我就解脱了。然而当笔下一点点靠近真实的高明时，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深，他中举，我欢欣；他沉抑下僚，我愁眉不展；他受冤屈，我比谁都难过；他有爱不敢爱，我一声叹息……我一直盼望着他早点“死”去，然而真正写到尾声“死”去时，我崩溃了，坐在电脑前号啕大哭。尚读小学的儿子吓坏了，不断地抽出纸巾帮我拭泪……哭过之后，我知道，书未完成，还不能激动，于是尽量平复自己情绪。我在键盘上敲出高明死在荒凉古道上的情景，悲到极致；与此同时的场景是高明创作的《琵琶记》正热闹上演，欢到顶端。“死”与“生”对比，“悲”与“欢”相衬，“孤坟”和“欢场”呈现，我借用了高明独创的双线结构叙事方式。于是我的家人经常看到这一幕：我一边流泪，一边欢笑，疯疯癫癫，虐心到极致，键盘噼里啪啦……高明的形象在书中不受控制地朝我原先没预见的方向发展。书出版后，这一页我不忍直视，看一次心痛一次，因为我不知道，明天与意外哪个先来？

    往事一幕一幕，高明倾尽毕生的精力只为一部《琵琶记》，我也用了3年还原高明的一生。虽然自知无法达到他的高度，但亦用了真诚的心一字一句在电脑上敲出来的。这样一个曾经存在的生命，在某个历史瞬间，在某个寂寞角落，过着寄人篱下的困窘日子，却依然一腔热血向戏剧。他生前是那么渺小、卑微、凄清，不能不令人抱怨天道的不公；可他又活得那样从容、正直、笃信。

    这样叙述着，我有了一种久违的、熟悉而陌生的感动，一种新生的力量让我从世俗生存压力之中超拔出来。

    “琵琶”虐我千百遍，我待“琵琶”如初恋！